教师故事

教师故事（精选6篇）

学子要出发

文/张仲杰

不久前，我们的外孙豆豆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了。眼看开学期就要来临，我们全家在周末团聚在一起，为豆豆送行。

那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窗明几净的室内犹为清爽。豆豆早早就烧好开水，将所有的茶具清洗得干干净净，等待亲人们的到来。最先进来的是从美国探亲回来的表哥和表嫂。哥哥手里提着一台华为五G手提电脑，进门之后，直接送到豆豆手里，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用这一台先进的电脑，好好规划自己，珍惜宝贵时间，将来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嫂嫂手里拿着一支英雄牌金笔，紧紧地握住豆豆的手：“当一名人民教师，无论是板书，卷书，还是日常书写，写一笔优秀隽美的字是非常重要的。嫂嫂送你这支品牌金笔，希望你能认真写好汉字，弘扬传统文化，将来在教师岗位上，教育和影响你的学生。”豆豆赶快把茶杯递到哥嫂手里，笑容满面地说：“谢谢哥嫂对我的关心，我要学习哥嫂的拼搏奋斗精神，绝不辜负哥嫂对我的期望。”

老伴拿出几件崭新的T恤衫说：“这几件衣服，虽然是过季处理价买回来的，但我们家要的就是节俭家风。平时穿戴过的衣服，鞋袜，只要还能穿用，还要继续带到大学穿用。”我插话说：“还有那些书籍用品，只要是上大学需要的，仍然要带上继续使用。”豆豆高兴地说：“姥姥和姥爷的话，我记住了。”

说话间，豆豆的二姨和二姨夫进来了。豆豆的爸爸和妈妈进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一双双关爱的眼光投在豆豆的身上。

曾经担任过物理教师的豆豆的爸爸说：“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教师的家庭。姥姥和姥爷，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师范毕业生，从事了一生的教育工作，他们就是我们家的带头人。豆豆今天要去上师范大学了，首先就应该向姥姥和姥爷学习。”老伴张开着笑脸，动情地开了腔：“要我说，豆豆要想当好一位人民教师，首先就要认识到人民教师责任的重大，既要热爱自己的岗位，又要具有在这平凡的岗位上为我们的祖国服务一辈子的决心。”我接着说：“我的体会是，要想当好人民教师，首先要做到爱孩子，尊敬家长。”当英语教师的三女儿激动地说：“今天，我的孩子将要迈入师范学校的大门，继承了我们教师家庭的职业。我希望我的孩子在学好自己选定的专业之后，必须将英语学好。从各方面汲取知识，增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报效我们的祖国。”

说话间，餐桌上的火锅已经点燃，各色蔬菜与豆制品、肉、鱼、虾等丰富的食品已经摆放停当。席间，二姨将她为豆豆购买的折叠钢琴展开在写字桌上，豆豆便奏响了我新近创作的《我的祖国我的家》，悦耳的乐曲便传向四面八方。在这一欢快而庄严的乐曲声中，我们欢送豆豆迈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我的女儿

文/沈德春

“爸爸，我已经签约去新疆当教师了。”女儿在电话里说。“到新疆什么地方？”我急切的问道。

“喀什。”女儿在电话那头回答。

“怎么选择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啊。昆明5月份有好多公办学校都在招聘教师岗位，没有合适的吗？”我在等着女儿的回答。

“人家要的都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可我才是个大专生，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女儿在电话那头说。

“爸爸还是希望你在昆明找工作。你可以看看昆明有没有合适的私立学校招聘啊。”我在电话里劝说着。

“我留在昆明就只有像现在这样混日子，或者改行。我今年都已经23岁了，我可不想再这样混下去。”女儿在电话那头说。

高考的时候，由于女儿的分数没有上线，只好选择读大专。大专毕业后，女儿步入社会寻找工作时，才感觉到处处碰壁。性格倔强的她下决心也要拿个本科毕业证。2018年，女儿考起了浙江传媒大学成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班，要到2020年才能拿到毕业证书。今年5月又拿到了教师资格证书。在大专毕业后的这两年间，女儿先后在县级电视台、昆明移动、校外培训机构、小学校等单位打临时工，在此同时不断寻找着适合自己学历的招聘单位。可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的招聘条件仍然束缚着女儿的求职路。在这样的困惑下，女儿曾几何时跟我说过，看来只有走出去，在昆明是难以找到我的出路。

“爸爸，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女儿在电话那头说。

我万万没有想到，女儿会这么快就选择到新疆喀什去当教师。而且事先也没有跟我这个老爸打声招呼。

我40多岁才得这一女儿，如获宝贝，从小就被我宠爱有加。如今我也60出头，女儿也长大成人，可女儿的工作一直让我这个已经退休的老头操心着。

女儿听我在电话里没有应声。继续在电话那头说：“新疆喀什教师招聘条件是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有教师证，有普通话二级乙等证书。这些条件我都具备。”

“可是在新疆的不少人都想办法要出来，你怎么要进去呢？那儿条件太艰苦了。”我想劝劝她。

“条件艰苦怎么了？条件艰苦的地方也总得有人去当教师啊。”女儿在电话里头还说教起老爸来了。

“老爸，这些我都想好了。自己的路还得靠自己走。你就别再劝我了。”女儿在电话里把最后一句话的每个音节都加重了语气。

我知道已经难以说服女儿。只好在电话里轻轻地叹了口气。继而说：“什么时候走？”

女儿在电话里恬然一笑，以轻松的口吻说：“8月份。”

我皱着眉头，嘴唇捂成了一条线，一时无语。

女儿在那头挂断了电话。

我了解女儿，我相信女儿说的是心里话，不知不觉中我为女儿的抉择感到骄傲。

生活的路，就是一条回到心灵的归途。徜徉在生活的路上，仿佛在一幅水墨画中行走。为了更广袤的未知，为了让自己更好，不要停下寻求的脚步。

女儿，用你手中的画笔，在新疆喀什这块土地上，绘出绚丽多彩的人生。

老万

文/张烈鹏

老万是我师范同班同学，也是小县城很有名气的高中语文老师。

老万教书教得好，学生们都说他上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个性鲜明，能够抓住人心。老万当教师是科班出身，当年考取师范学校，选的就是粉笔生涯。那时候，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后，高分的录取中专、师范，考不取中专的才录取到高中。老万虽说后来考到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两年，但还是从心底里觉得自己不算是上过大学。刚调到县城教高中时，学生以及家长们担心选错班级、误投师门，想方设法打听他的学历和身世。老万第一堂课的开场白索性自揭面纱，露出庐山真面目。他说：“我没有读过高中，也没有上过大学，但我现在的任务是教高中，目标是让你们上大学。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努力！”一席话，直抒胸臆，别开生面，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学生们会心地笑过后，教室里变得特别安静。

老万工作认真，对自己要求也很严。老万任教的学校为促进教师学习提高，每逢期中、期末等重要的考试，都要组织师生同卷同考。有的老师对此牢骚满腹，担心分数考低了或者考不过学生，面子上难看。老万却不这样想。在他看来，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必须有一桶水，绝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子弟。因此，每次考试，他的态度特别端正，事先和学生一样认真复习精心准备，考试过程中使出浑身解数做卷答题，考试分数也总是名列前茅。

老万是个有心人，多年来养成了撰写教学日志、进行教学反思的好习惯。一篇篇、一本本，记录了他在校园里尝到的酸辣苦甜。有这样一件事，甚是有趣：二十多年前的一天，老万意外地收到一封邮局寄来的书信，拆开一看，是写给他的情书，落款是任教班级的一位女生。老万察觉到其中疑点重重，更意识到这是个严重问题。他决定寻根问底，有针对性地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他打开班里的几摞作文本，拣重点怀疑对象查对笔迹，很快水落石出，原来是一个男生因在课堂上受到老万批评，自编自导了这场恶作剧。老万给那个学生写了一个便条，封在信封里让班主任转交给他：“‘情书’收到，玩笑还好，语言功底，尚需提高。勿冒他人，再学新招。”在这名男生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后，老万找他心平气和地进行了一次沟通交流，既明确指出了他这种做法的错误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又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在批评人的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使得那个学生心悦诚服，红着脸认了错。

老万喜欢看书，也喜欢旅游。他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长期以来，他省吃俭用，购买了大量书籍。县城里很多快递小哥都认识他，因为经常有京东商城、当当网寄给他的图书。他看书相当认真。记得我的散文集《最好的风景》《梦中的家园·遥望》、诗歌集《梦中的家园·遥寄》出版后，我及时赠他一阅。果然，他很快就研读一遍，并撰写题为《斯人也而有斯文也——读张烈鹏诗文集》的文学评论，洋洋洒洒几千字，给予中肯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也使我对这位名副其实的“书虫”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老万常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每逢寒暑假，他总会携夫人游山玩水。无论是雪域高原，还是水乡江南，无论是海峡两岸，还是长城内外，无论是三山五岳，还是大江大河，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足迹和笑脸。至于旅游的收获，老万感叹：好山好水看不足，天南海北获新知。有了现场的经历、直观的感受，再讲解有关课文，效果当然大不相同。

我的教师梦

文/黎大杰

从村小，乃至到乡小，我都是理所当然的“学霸”。

这事让父母很骄傲和欣慰。

父亲是庄稼人，不会一点儿手艺，人瘦削，沉默，板着个苦瓜脸，但他看我的目光是真实的，慈祥的，这不仅仅我是家里唯一男丁，而还在于我的成绩总好。

母亲溺爱我，甚于爱她自己，逢人便夸我长得细皮嫩肉的，肩不能担挑，手不能提拿，天生一副当工人命。

那时，农村人最推崇当工人，但我对当工人没任何概念。

不过，读书可当工人，这话在我心里扎下根。

黎家大湾有两户是工人家属，逢年过节到他们家，能出其不意得到一颗糖吃。为此，我知道当工人是件很甜蜜的事儿。

在父母眼里，农民之外的人均称工人，他们说工人就是穿皮鞋，就是打钟吃饭、盖章拿钱的吃商品粮的人。

由此，我坚定了长大后一定要穿皮鞋的信心。

夏夜，繁星点点，我们几姊妹与母亲躺在竹篾斗筐中，憧憬着去城里当工人的情景。

1985年，初中毕业报志愿。

班主任邓德明问我：“是报中专还是中师？”我说：“中师是啥？”

邓老师说：“中师就像我，将来到乡村当老师。”“那中专呢？”我问。

邓老师说：“中专就是毕业后是进城当工人。”

我说：“那我要当工人！报中专！”

邓老师没吱声，遂了我愿。

预选发榜那天，大约在7月，天热得在地上放一枚鸡蛋都会烫熟。我兴冲冲地跑到乡小看分数。天，我分数过中师线，离中专线却要差十多分。中专中师不兼报，阴差阳错，我落榜了。

小小一条看不见的分数线，就如夏夜里天空中那条巨大银河，我没跨过，它阻挡了我进城之路，我的工人梦，破了。

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灰色的一段日子，雾霾漫天。

当不了工人，就作农民！我当农民也要做一个有知识的农民！

最终我没舍得烧掉我的课本，我把课本藏在篾席下面，然后去跟着邻居黎俊学篾匠，当篾匠也好，比种庄稼好，不晒，不淋雨。砍竹，下料，起篾，晒篾，斗筐、蚕簸、撮箕、蒸笼等篾货比课本上的文字好排列多了。学几天，我就回家单独立户了。

我没去街上兜售我的篾货，篾货全让母亲扛去卖了，换回一把零钞毛票。

我心平静下来，虽不至于如止水，但也真的平静了。

乡小校长何新春来我家了。

我从飞舞的篾条中立起身来，让何校长在长条木凳上落座。

何校长劝我复读，说考不上中专，就考中师。

我没吱声，低着头。何校长说他还不是老师？其实当老师挺好！

我小声说，我想进城当工人。

何校长说，老师也是工人，城里也有老师。

那就试试！

1986年，又到报志愿时。高中不考虑，家境摆在那儿，不允许。何校长说，读中师全免费，每月还有粮油补贴。正好，去年报中专的阴影还让我心有余悸，就是何校长不劝，我也必报中师。

度过一个多月的难捱期，预选发榜日到了。天意弄人，这一年，中师线反超中专二十多分。但好歹我上了。母亲说，命，这是命中注定你只能当一个老师。

正式考试，我也顺利通过。

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师生，也就是将来的老师了。

秋季开学，我拖一口破旧木箱去岳池师范学校报到。

三年后，我分配回到一所村小当老师。

从乡村到城市求学，再从城市回到乡村教书，这巨大的落差刺激了我，让我惊惶不已。

从内心里，我本来就不满意当老师，更何况这还是最底层的村小老师。

然而，村里人却羡慕我，在他们眼中我是真正的工人，端上铁饭碗，再不用担心旱涝欠收、脸朝黄土背朝天了。

在村小，我住青瓦房，睡木板床，用柴禾煮饭，用煤油点灯。村小有两位民转公老师，有三位代课老师，只有我一人是正规军。

1990年，村小又分来一位女老师。

女老师都分来村小工作了，我凭啥不能在村小待呢？心里平衡许多。

没想到，后来我俩居然恋爱了。有人说，我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有人说我恰巧遇到了天上掉馅饼。是的，她拍死众多追求者而选择我，怎能不令我爱她三生三世。然而，剧情反转，家人绝情反对，世俗偏见和压力最终让她退却了。

昙花一现的爱情，让我的心在村小的天地间碎落一地。

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我重新评估了自己。

我潜心教书，我努力读书，我努力写字。

试用期结束，各项考核优秀，我转正了，我正式成为一名老师。

我的字陆续变成铅字，散发墨香的铅字，让我长出了翅膀。

两年后，我从村小调乡小了。校长仍是何新春。亦师亦友。

我分到人生第一间寝室，八平米，仅一床、一桌、一箱、一凳、一碗、一筷而已。我终于像个老师了。

好的环境，同样给了我奋斗的源泉。

学校让我教文科，没问题，拿手好戏。理科缺老师，我顶上去，文理兼来。

寝室小，床头、桌上搁满书，什么书我都读，什么文章都写。

后来，一所中学调我去，我去了。教两个班的语文，没问题。书照教，文照写。不到一年，镇教办要调我去，我又去了。搞教研，做文字工作。工作照做，业余写作不丢。

五年后，区教育局机关要调我去，我又去了。专门从事文秘工作，机关应用文没有让我的笔头变秃，我左手一只枪，右手一只枪。

不到一年时间，政府机关要调我去，我拒绝了。

我明白，我首先是一名老师，然后才是我自己。这不是命，命我早看透了，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我最适合做一名老师。

真正的，我知道，我的根已深深地扎在教育系统，血脉相连着。

我永远都是一名老师。光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一面熠熠生辉的党旗

文/刘关琴

2020年春节没有爆竹声声辞旧岁，也没有大街小巷的热闹非凡，因为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每个人都呆在家里。正当战“疫”来临时，他在沉思，如何保护师生的安全，在战“疫”中彰显无畏精神的他—余崇举。

冲锋在前，争当战“疫”先锋

疫情爆发真快。除夕之日，全体教职工都在家准备年饭，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思考、酝酿，如何与全体教职工打赢这场战“疫”，作为学校的防控责任人，快速制定防控措施、预案，号召党员、班主任落实“日报告”摸排制度，分班落实防控、重抓宣传、守护好师生安全。

他坚守岗位，每天8:00到值班室，下午6:00才离开。常常电话要求教师，对部分特殊学生进行疫情防控宣传、关心、帮助。发出宣传信息1000余条，回复各处室落实疫情信息800多条，落实执行工作任务20余次。

正月初二，得知八（10）班王小慧父亲从武汉回来，当天雪花一片片往下落、寒风刺骨，他与妻子代奕红驾车向播州区铁厂镇西花村民组王小慧家驶去，正走在这泥泞不堪的路上时，突然他腰疼得难受，便停下车，在车上蜷缩一团，忍了又忍，20分钟之后，有一点好转，他的妻子说，回家吧，改天再来，他不顾疼痛继续前行。来到王小慧家，没有表现出病的神情，急忙对其家长宣传，并严格要求隔离14天。家长听宣之后，担惊受怕，急忙与大家保持1米距离。一家人真诚感谢冒着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天来到家，关心、帮助的余校长，孩子的妈热泪盈眶，鞠躬行礼至谢！

舍小家顾大家，彰显家国情怀

他爱心常在的奉献人。他和妻子勤俭节约、穿着简陋大方，每学期，他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帮扶，现金2000-3000元左右。疫情爆发之际，他首先向全体教职工发出倡议：大家看到一线的医务人员、军人、警察和工作人员，有的推迟婚期，有的抛弃家人，甚至有的献出了生命，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更是一名教师，一名教育工作者，请大家献出你的爱心。诚恳呼吁教师们的爱心双手，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守望互助精神，为新冠疫区湖北武汉踊跃捐款，齐心协力抗击疫情，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众人拾柴火焰高，能力不分大小，捐款不分多少，善举不分先后。贵在有份爱心。他提前为武汉捐赠现金300元，激励我校教师共捐赠现金11950元。

正在百感交集的预防工作中，他还想到了正在边关坚守卡点、冒着风雨、挺住寒冷、忘记休息的卡点工作人员，为他们送去酸奶、矿泉水、红牛等物资，表达一点关爱、帮扶之心。正当结束之时，突然接到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儿子余廷汗打来电话告之，说他要到湖北武汉参加自愿者服务，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当时他的妻子冒出冷汗，用沙哑、断续的声音，不愿意唯一的儿子到湖北武汉，害怕独子遭到感染，但他大声、理直气壮说，不行，必须去，然后告诉儿子，一定去，一定去，并要求儿子把党和政府要求的一切工作做好。

甘于人梯，呕心呖血抒教育情怀

他是一位老支书、老校长，五十多岁，患有痛风、颈椎、腰椎等多种疾病。近40年的工龄，30年的领导岗位，担任校长已11个年头，在这些年头，通过辛勤的劳动，培养出了中考状元郭欣欣、余廷正、王芳倩。今年残酷的疫情，孩子们不能来学校，但他率先要求全体教师通过网络辅导，他用“紧张的早晨，繁忙的白天，不眠的夜晚，再加上疲倦的周末”，一次次督导检查老师们辅导的情况；多少天都是以校为家，废寝忘食查阅学生学习，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地努力，深知教学是个良心活！看似朴实的话语却道出了教师的精神实质。单调辛苦的生活，让他不得不放弃很多，但是，即便是这样，他的生命仿佛走进了最灿烂的时刻。“心相随，爱相随。”他的人生就是实实在在，他的人生就是默默无闻。

他是不负年老、思维敏捷的好校长，求真务实、忘我的精神是的好榜样，是一位战“疫”情中彰显精神的守候人。

老年圆了书画梦

文/刘乐尧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出生于1937年，从1952年起，我幸运地接受了两年初等师范教育，奠定了身为人师的基础。1954年，我登上了讲台，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后又因种种原因被停职。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又有机会重新登上讲台。当同学们喊“老师好”时，我热血沸腾，感动得好久未说出一句话。

得益于祖国改革开放的政策，1980年，我和家人告别了茅草房和小农舍，住上了砖瓦房；1987年，我获得了中教一级职称。在以后的几年里，我的工资连续上升，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的女儿和老伴儿还办理了“农转非”，在大家眼里，我们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一家啊！

1997年，我光荣退休了。退休后的第二年，我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专业的学习。由于所学与兴趣吻合，我的国画水平进步很大，由于我本来就是一名退休教师，有教学经验，所以从2000年起，我由学员转变为辅导老师。2003年9月7日，我这名乡村老师，首次乘坐卧铺火车奔赴首都北京，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参加了国画教师培训班，学习期间还有幸聆听了著名画家姚治华、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的讲课。

2004年，中国书画函授大学20年校庆，我荣幸地接到了请柬。当年10月16日上午，我手持请柬步入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时，流下了自豪和幸福的眼泪。作为一名退休教师，我深深感到：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是党给了我们开阔眼界、实现梦想的舞台。

近年，我不断举办展览，宣传党的政策和祖国的发展成就。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