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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散文

2023/01/20经典文章

老友散文(精选9篇)

老友

前些时,朋友参加一位文友诗词联专集出版座谈会,回来时交给我一本《梦鼎斋吟草》,说是座谈会上,专集作者托他带回送给我的。我接书在手,一看是何瀚所着,不禁脱口而出:“何瀚是我老友。”于是与项说起了何瀚。

何瀚,本名何朝海,我和他相识相交已有40多年。上世纪70年代,我和他都在合肥市手工业管理局下面的工厂工作。1972年局里组建新闻报道组,把我和他分别从合肥眼镜厂和合肥锁厂抽调到局里。当时手工业管理局旗下有70多家工厂,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这些工厂采访,给合肥报社出版的《合肥通讯》和合肥广播站(合肥广播电台前身)写稿。

那时,何朝海的注意力大半放在练字和画画上。他酷爱书法和绘画。他的舅父系中学语文、美术教师,何耳濡目染,从小就开始练字、习文、学画。参加工作后,俨然已是一个能书能画的小才子。工厂里要出黑板报、墙报和写大标语,任务都派给他,他年轻好胜,施展胸中所学,写得好、画得也好,大受厂领导和师傅们赞赏。

此后,他总结分析书画之间的同与异,认为要把书法功底打扎实,画艺才能精进。于是先求教于书画大师康殷、葛介屏等名家,后拜着名书法家李百忍为师,凡真、行、草、隶各体,历代先贤名家碑帖,无不寒冬酷暑,力学不辍。尤其对秦篆、金文、甲骨用功最勤。于今集50余年之功,何成为我省名书家。

何的《梦鼎斋吟草》是他的第二本专集,其第一本专集是10年前出的《书画诗词楹联选》。第一集“联选”,所选作品偏重书画,第二集“吟草”所选作品偏重诗词联。何朝海对诗、词、楹联的研习创作,最初是受当代着名诗人石克士指引。当年,石见何的书法已显功力,但写的都是古人诗词,便对他说:“你的书法能见功力,但如果不能对诗、词、楹联有所研究,成为行家里手,那就只能抄写唐诗宋词,终缺内在修为,难成大器。”听石一说,何大彻大悟,起而刻苦钻研诗词联的创作艺术。凭借其已有的古文基础,加之孜孜不倦,几年间即掌握了诗词联的创作规律。此后凡游览名山秀水、拜谒先贤圣地、走访庵堂古刹,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即以诗、词、联记之、歌之。何说,其间动笔,常有因词牌选用不当韵律受限而失败,只得重新构思,从头再来;有时写之半途,文思受阻,求一字而不可得,只能搁下,早夜思之,睡在床上,佳句忽来,立即下床,提笔记下。其中甘苦,只有自知。

行文至此,我以有何瀚为友幸之庆之。于是亦成一诗对何一赞:君赋长才我弗如/诗词书画称一流/云卷青山观韵远/鲸驰碧海见功深/四韵咏成追李杜/大笔挥来走蛇龙/年逾古稀犹豪气/梦鼎斋中唱大风。对于老友送我的两本专集,我是放在案上,诵在口上,藏在心中。

老友闲话

文/吴传玖

应一位朋友之邀到一处叫作鼎香园的饭庄聚会。同去的都是一些熟识交往多年的老友。席间大家除了互致问候,还不禁吹些有趣的事。这些场合我因嘴笨,往往只能是好自为之地静坐一隅,洗耳恭听他人高见。我们之中最能侃的当然得数舌压群雄的刘兄、刘老师啦。他是这座省会城市一家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早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在这家杂志社干起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文学编辑行当。我和他相识在云南边境一支边防部队的兵营里。那时他是文学编辑,我是喜欢文学的业余作者,彼此间谈得拢,加之兴趣相投,于是从这个当时还相当偏僻闭塞的边境之地就开始了我们将近二十年的友谊之旅。刘兄是个难得的性情中人,除了才高八斗,酒量也是甚为了得。他虽然现在仍是一介党外之士,官外之员,却始终蕴藏着一股仁人之士的侠肝义胆,遇有不平之事,总会说几句打抱不平的话。当然刘兄还是一位说笑聊天的高手。他朋友多,除了他的为人之外,还有一条恐怕是得益于他的真诚和善言。可想而知当年通过硬考,能读上北大且中文系的,如果是没有一点水水,肯定是不行的。有了名牌的基础,加之又多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见多识广,自然善言也就更是情形之中的事了。他讲的笑话可以说得上是东南西北,煎烩炸炒,红黄兰白,晕素杂陈。听他说笑,你倒还非得多准备几条纸巾不可,否则会笑得你人仰马翻,珠泪纵横而不知所以。而他自己则仍是一副地道的我挨你说的昆明板扎样。我们曾有过多次相聚,但每次他都给人一副生活无忧,神清气爽的欢喜佛态。我真的是很欣赏他的人生状态,得乐且乐,得过且过,自由自在,悠哉、乐哉!我以为像刘兄、刘老师这样一辈子都不曾为官,不曾从商,因而不曾依仗权势、金钱而显赫一时的小小百姓编辑,却能友朋四方来、潇潇洒洒度人生,真是令人击掌,给人启示。

而席间的另一位老友却又是另外一种人文景况。他是省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一位副主席,姓那,我称他为那兄、那老师。我和他相识是在滇东南的一个壮族苗族自治州。那时我在驻军的部队里履职。他在地区报社的副刊部负责。正值边境有战事,他们亦组织一些反映前线作战的稿子,我也时有他们的约稿,如此一来二往,便多了一些了解,以至后来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那兄老家是云南大理白族中的那氏旺族。几兄弟几乎都是学有所成的文化人。在国内散文界颇有几分名声的散文家那家伦其实就是那兄之亲兄。大概是家学的影响,养成了那兄外柔内刚的性格。他早年从云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县中学教书,教学之余开始搞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创作,有时还写点花灯、话剧什么的。几经苦斗,终成大器。进而被选调到了州里的报社做了副刊编辑,后来又被选升到了《含笑花》做了主编,当上了州文联主席、最后又重用到省里执掌了省文联副主席的大印。看到那兄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我想除了他的学识,还主要得益于他的为人。那兄是一个忍性极高而又不善权术的人,虽然学识、悟性甚佳,但在那文人相轻、复杂得可以的圈子里,却是久久地未能神清气爽过来。说来说去,他以为还是那官场惹的祸。偶有小聚,说起为官,不禁唏嘘:宦海无边,何时才能回头!于此,我也只能表示理解和同情,不由也生出一声感叹: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席间的另一位则是刚认识的一位新友,他就是这家鼎香园饭庄的老总。他说依一回生二回熟的理论而言我们也算是老友了。席间他不时过来敬酒,也说一些笑话逗乐。他说这个饭庄真正的老板其实是他那个才刚刚上小学的儿子。为什么?他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不是称我老婆为老板娘吗?如果我成了老板,岂不是要叫我老婆为妈了。所以说儿子是老板才是拨乱反正了的硬道理。经他这一说倒是感到了一些新意。老总自嘲自己不过是这个饭庄的高级打工崽,所挣之钱都是给儿子老板和老板娘花的。此言一出不禁使人生出几分凉意来!真想不到一个看似多么粗俗的农家乐老板竟然把一个人世间如此传宗接代,物质不灭,周而复始的理论透析得如此通俗了然!我在想:活在世上的人们啊,何时才能打破金钱的枷锁,去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是不是真如马克思老祖宗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老友重逢

文/徐剑铭

我决定去给老韩送书,因为他也是我这部新书中多次出现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年长我4岁,已73了。我历来尊重比我年长的人。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韩叫韩贵新,是西安业余作者队伍中的重量级人物,更是西安仪表厂文学创作组的领军人物和精神领袖。我和他是70年代初在莲湖区文化馆创作组结识的,那时我们都是年轻小伙。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老得“不像啥了!”相互间走动也少了,但心里总还是相互惦记着……

老韩还住在仪表厂老家属区残破的旧楼里,我估计那房子不会超过50平方米。我问:厂里这几年没盖新楼么?老韩淡淡地说:盖咧,我没要。到这年纪了咱还讲究啥?有个窝儿就行。咱这点养老金也买不起。就这样凑合吧……说着便从小茶几下拉出一个纸箱,取出一本《端午旧事》签上名赠我。这是他前年出的一本关于中国民俗考究的新书。我给他带来的是我前年出的散文集《野樱桃》和新作《我在长安》。以书为礼、最好!至少让朋友知道,我们都还没放弃一生迷恋的文学事业,还在“折腾”!

我对韩兄说:新出的这本书里写了莲湖区创作组和西安文坛的许多往事,你看看真实不,你是见证人嘛!

韩兄说:那些日子咱们共同走过!记得你在建材厂时我就去看过你,来回六十多里骑自行车……那时真疯!

老韩问:还记得熊万秋不?前几天我在路上碰见她了……

咋能不记得,熊万秋是莲湖区文化馆干部,那时张鹏馆长抓创作组、办莲湖文艺,熊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关系很好……

老韩就给熊万秋打电话。听说我来了,熊万秋很激动,让我接电话。电话中这位72岁的大姐说了很多,并一再邀请我到家坐坐。我也很激动,便说:我和老韩马上过去看你……

在丰庆路上的解家村小区,我们爬到第5层才进了熊老师的家门。

和熊大姐已经有二十多年未见了……我们谈了很多当年的故事,也谈到了很多后来成为名家或退隐江湖的业余作者。其中最有趣的是:文化馆院子里有棵无花果树,一次我们在馆里开作品讨论会,中间休息时,熊万秋爬到树上、摘下无花果给大家分享。动作麻利得像个大男孩,当场就有人笑称这叫“小熊上树气死猴”……

我想:如果在写《我在长安》时多找些老朋友聊聊,书的内容会比现在更精彩、更丰富。

熊大姐的爱人去世多年,两个儿子也成家了,老人的晚年就靠写写画画打发寂寞时光……我劝她到外面参加些活动,大姐却忧忧地说,也想过,只是这五楼、没电梯,爬上爬下很艰难……

大姐张罗着要给我们做饭,我断然劝阻,说:今天我请客,咱们下馆子……

在饭桌上又谈了很多……结账时,熊大姐要掏钱,我不让。老韩就说:就让老徐埋单!混成名家了就该请客嘛!我一笑:狗屁名家!混混!众人皆笑,感觉重返那时代。

临别时听说二位都会上网,我们便互留了网号。

当晚打开电脑,果然发现二位发来了要求添加好友的信息,急忙点确认,瞬间便有两位网友的名号现身在我的好友队列里。

一个叫“莫道桑榆晚”;一个是“美丽熊熊”。

看着这些“名号”,我轻轻地笑了……

让心简约

人说,蚕是被自己的丝裹住的,这是一个真理。蚕,总是专注快乐地吐丝,不辞辛劳地包裹着自己。有一天,终于将自己束缚得紧紧的,以为自己拥有了坚实的自我保护的堡垒。就在那一刻,被人一股脑丢进开水锅里煮了,那些裹缚自己的美丽的丝,也成了没有生命的靓装,穿在了有生命的人的身上。

人,也就继续着蚕的辛劳,将空气中飘荡纷飞的绚丽的丝,胡乱缠于自己一身。钱的丝,爱的丝,工作的丝,友情的丝,陋习的丝,嗜好的丝,或松或紧地包绕着自己。纷乱丝线包裹成便利的荣耀的光环,罩着温柔的迷茫,迷乱着难以自拔的无助。

自己的茧,正是自己吐出的丝织成的。挣扎在茧中,无力突围而出,实则是心,向自己的丝退却。

心,是最私人的,但却常常难以自驭。说起来,也该是极简单的,就是不被纷繁的乱丝所绕。古今多少事,不正如是。大诗人李白,诗坛的神仙,想当年,皇上一纸诏令,令骨质清高的诗人,在权贵的旋涡里,终于明白: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让自己不得开心颜。而“逃禄而归耕”的陶渊明,就找到了长日里摘蔬种豆,闲话桑麻的恬淡安适。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间飞舞的繁丝,都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心,是个没有刻度的容器。心,能小,如针孔。心,能大,如天如地。心,是有弹性的。弹性的心,有收有放,有取有弃,也就让人有失有得。

人,就该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保留一份超脱,一份淡然。淡不是平淡,恰恰是一种绚烂至极,是一种至美的境界。高山无语,深水无波。绚烂至极归于平淡,不是平庸之平,也非淡而无味之淡,而是宁静深沉,是深邃的执着,是内心的祥和,是深入的淡定,是物我两忘的境界。淡是底色,蕴就人生轻盈飘逸的华章。大家大成莫不如是。

想起一则咸淡故事。大师李叔同在一老友处用饭,只要了一碟萝卜,一杯白开水,一碗大米饭。老友于心不忍,欲添菜,笑着问:“你不嫌腌萝卜咸,白开水淡?”弘一大师笑着说:“这咸有咸滋味,淡有淡味道。”画坛大师丰子恺听说此事感慨道:“人生本如此,咸淡两由之。”

万事由心,抛开名利,把不快乐的情绪拒心门之外。让心简约,无旁逸斜出,无繁冗奢华,却似无刻度的容器,恢宏如一座宫殿,四处充盈着丝竹的歌乐,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快乐的弹奏。

老友的网络时代

文/郭旭峰

俯仰之间,乌飞兔走,屈指算来,我已步入不惑中年,明显感觉到网路时代带来的新鲜、灵动的风。当我第一次听到“普大喜奔”“人艰不拆”时,我这个学中文的小伙伴惊呆了,被文字活泼的气息所淹没,感受到网络时代强大的迸发力和创造力。

前些日子,我接到一个十几年未曾见面的老友来信,大大的信封里塞着几篇厚重的随笔散文,鼓鼓囊囊的。我大感意外,已经多年没接到这样庄重正式的书信了。学生时代,我们两个喜欢文学,常常在教室爬格子到深夜,然后工工整整誊写到方格的稿纸上,第二天兴高采烈地去邮局邮寄给编辑部,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那个时候,能接到一封来自远方的书信,该是多么惬意和幸福的事情。我的这位朋友一直坚持手写,拒绝网络,他说只有手写才能找到民族文化的根,体会到老祖宗的智慧,他要用这只笔写完这辈子,写到墨尽笔秃。

早几年家里还没电脑,我几乎是女儿的百科全书,小到蚂蚁水牛,大到太阳宇宙,是她幼年时的超级老爸。后来添置了电脑,小姑娘自学成才,很快成了网络高手,查资料解难题得心应手,我这个“百科全书”成为菜鸟,束之高阁于鸟笼,陡升廉颇老矣的感慨。后来我放下架子,不耻下问,成为女儿的“弟子”,逐步适应网络,利用这个自由、平等、开放的交往空间游走四方,感受时代开放阔达的天空,变得自信、开朗、幽默。写作的时候,在键盘上敲敲,立马成文,遇到知识性资料不清楚,通过搜索引擎,省去了去图书馆书海寻觅的繁琐,且投稿神速,点击发送,立马送达。

他在信里说,现在给报刊杂志投稿都不知道邮寄到哪里,在那上面怎么也找不到邮寄地址和邮编了。在他雄健洒脱的字迹间,我看出深深的失落,时间的绿苔似乎覆盖着他不甘寂寞的藤蔓。我翻箱倒柜找到一沓发黄的方格稿纸,尝试着拿起笔给他回信。我能写些什么呢?他的执拗在哲学上也许有对的一面,毕竟网络不是创造文化的唯一路径,但网络文化已经兵临城下,在历史的进程中,摇旗呐喊,万马奔腾了。

我替他捏一把汗,最终还是决定做一件也许会令他不齿的事情。我花费半天的时间把他的文稿敲打成电子稿,然后传给我们这里的日报副刊,全部过程让女儿拍摄下来,编辑制作成一段视频,作为他将来的“教材”。

等他的散文出现在报纸上那天,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不给他寄样报了,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电子版。他很高兴,要了我给他编的“教材”,还有我的QQ号和博客地址。

不久后的一天,我看到我的博客上留下了一个博友踩的“脚印”:新博言论,旧友评说。然后是QQ有人申请加我为好友的提示,一跃一跃亮晶晶地闪。

他的网络时代已经来临,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谁。

从少朋到老友

文/熊传甫

在红城刘铺家乡和我一起喝梅兰渊之水长大的朋友,吕家桐和我接触最多,感情最深,彼此也最知心。他与我同年,大我月份,当然他是兄,我为弟了。俗语说:“落地皆兄弟,何必骨肉亲。”家桐对我真比亲兄弟还亲,我们,从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争也争了,吵也吵了,还是棒打不散的好兄弟。

家桐有四姊妹,三个姐姐,他最小,又是独子,父母视他为宝贝,吃穿优厚,并能独享一张床铺睡觉。而我家贫困,弟弟妹妹六人,家里只有两张床,睡觉很挤。家桐知道后,主动邀我上他家去睡。他口才好,每次总要和我并肩共枕一头,好听他天南地北絮絮叨叨说新闻讲故事。家桐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根本没有我插嘴的份。有时我生气了,就装着打鼾不听他讲。他扫兴地推我:“怎么就睡了!”我说:“你一个人包场,总得听我说两句。”“好好,听你说。”他停止了意犹未尽的侃谈。我一开口就抬他的扛,非议他的言论,然后谈我的见解。他默不作声,我以为他在听我高谈阔论。谁知我用手去推,才知他早已进入了梦乡……

10岁左右,我们一同上刘铺小学读书。因迟到早退经常受老师批评。有一次,我和家桐又迟到了,姜质臣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要我们向刘先知同学学习,说刘先知守纪律,成绩又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于是我们开始忌妒刘先知。吕家桐对我说:“刘先知是姜老师的宠儿,我们不再和刘先知玩,把他孤立起来,还要约一些同学打他。”姜老师得知后非常恼火,拍着桌子说要处分吕家桐和熊传甫。于是我们便开始一同逃学。一天早上,我和家桐背着书包去欣赏西流河上来往的船只,看渔翁扳鱼。又逛到沙坑边打水漂,还在老马的菜园里买了两只香瓜吃。眼看到了放学时间,我们便回家去,并约好下午到梅兰渊去游泳。

下午两点,我们如约而至。梅兰渊是我们经常游玩的天堂。那绿草覆盖的长堤、河中的沙洲、清亮的河水是我们的至爱。我们沿着河岸信步漫游,看到三三两两的野鸭在河中此起彼伏地钻进钻出,好不自在和得意。我们便脱了衣服下水,去追逐野鸭。野鸭见有人游近,扑闪着翅膀飞走了。家桐游泳的本领比我高,双手像风轮击水,破浪飚进,很快游到沙洲上,呼我上沙洲一起寻找野鸭蛋。我俩在沙洲草丛中兴致勃勃地找了一会,但只见鸟窝,不见鸟蛋,不免有些失落。眼看时间又不早了,我们等裤衩一晒干就穿上回家了。

我们的逃学引起了姜老师的重视,他家访时说:“只要你们明天去上学,再不调皮捣蛋,可免于处分。”第二天我们只好乖乖地上学去了。现在回想起这一幕,不免有些汗颜和好笑——我和家桐那时可真够顽皮啊!

1956年暑假期间,家桐又约我去新洲的铺子湾游玩,我欣然同往。我们从县城二矶头乘机帆船顺流而下,仅半个多小时便到了铺子湾码头。铺子湾有供销社、食品店、医疗诊所、饮食店,还有一所学校,在长江大堤外的一个柴洲上能有这样的小集市,让我们倍感意外。我们在集市逛了一会,进一家饮食店吃了饭。转眼夜色将至,站在江岸坡上观望,只见瓦蓝的天上一轮皓月当空,江中的一轮圆月静影沉碧……

正在我们欣赏天下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的美景时,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喊道:“有人帮忙下粗壳吗?下一船粗壳给5元力资。”家桐问我:“我们来干吧?”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马上向那人回话:“我们来下。”那人看了看我们,怀疑地问:“你们小小年纪能行吗?”“怎么不行,不就是背粗壳嘛!”我理直气壮地说。“那好,请你们两个小青年吃亏,将船上30麻袋粗壳背到供销社的伙房里堆好,背完后付你们5元钱酬劳。”那人说着给了我们两条披肩,我们便头顶披肩背起粗壳来。

由于江堤坡高,台阶陡,要把一袋40多斤的粗壳背上去,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头上冒汗,腿肚子发软,上下30趟,各背15袋,终于将一船粗壳背完了,获得了5元力资费。供销社经理见我们干活麻利,仅一个多小时便运完一船粗壳,并摆放得整整齐齐,很受感动,主动将单位的客房免费给我们住一宿。我们高兴地接了钥匙,出门宵夜,去饮食店要了一盘肉丝、一盘煎黄古鱼、一碟花生米、两碗鸡蛋汤、两碗饭、三两白酒。家桐二两,我一两,我们开怀畅饮,连连碰杯,真是开心!那一夜,我们酒足饭饱,一觉睡到大天亮。

1967年文革期间,我乘大串连机会,到武汉测绘学院去看望家桐,一进校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人山人海的围观群众,一派热气腾腾景象。家桐见到我喜出望外,要我在学院多玩几天。我说这次是小教红卫兵组队来的,我抽空与你会一面,呆一会儿就走。“好,我陪你逛一逛。”他边说边跑到门房打电话。不一会,他邀来了一位女同学。那女同学皮肤白净、长相端庄,上穿咖啡色夹克,下着深蓝色长裤,脚蹬黑皮鞋,颈上挂着一架照相机,形象不错,就是个子矮了点。家桐向她介绍:“这是刘铺老乡,我的朋友,叫熊传甫。”又向我介绍她说:“刘秀英,我的同学。”刘秀英连忙伸手与我相握:“你好,欢迎欢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给我,又给一把家桐,我们三人一边吃糖,一边踏雪赏景。刘秀英给我和家桐拍了好几张照片,我也为他俩拍了一张合影,可惜那几张照片现在一张也找不到了。后来听说他们原是一对初恋情人,彼此十分情投意合,家桐为此付出了很多,仅刘秀英的哥哥在文革中到监利避难,在他家一住就是几个月。家桐和我还送她哥哥到刘铺大姐家过了一段时间。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段爱情终未修成正果。

看来真正的夫妻是需要缘份的,后来家桐与刘克锌大夫一见钟情喜结良缘,两人白头偕老,子孙也很幸福。

1986年5月,我妻因患类风湿病,要到北京朝阳门医院求医购药。途中路过河北徐水物探局,我们特意拜会了久别的老友吕家桐。见到我们,家桐高兴得不得了,他和刘大夫非常热情地接待着,又是递茶,又是打水我们洗,并关切地询问我妻的病情。家桐还烧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款待我们;刘大夫搭铺垫床,被絮铺了一床又一床,生怕病人睡不好。在他们家呆了两日,第三天,家桐向总厂请假,送我们去北京看病。他处处想得细,动身前特地带着刘克锌的工作证和他自己的工作证,一到北京,就让我们顺利地住进了国家石油部招待所。那里宽敞、安逸,花草成片,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且价格便宜,真是难得的住宿之处!

翌日,他带我们到朝阳门类风湿专科医院请专家看了病、打了针,并购了药。一切顺利办妥,家桐高兴地说:“看病的主要任务完成了,只要按时吃药打针,病一定会有好转的!你们就放松心情吧。”我妻笑道:“但愿如此就好!”我接着说:“那要感谢你啊!”家桐说:“有什么好谢的,我们是什么人,从少朋到老友一路走来,你对我的帮助还少吗?”他停了停又说:“好了,不谈这些,我带你们去游览颐和园和故宫去。”两处景观的门票都是他抢着买单,还从挎袋里拿出早已备好的相机,为我们拍了很多照片,并请游客为我们三人合了影。那日我们游览了天安门城楼,观赏了雄伟而辉煌的建筑,心情好不惬意。

70多年来,家桐与我不知经历过多少事情,在外人看来也许不足为道,然而就是这些从少朋到老友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温暖了我们一辈子,让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一束光阴付苦茶

文/董英飞

时间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你明明能清晰地感受到一分一秒,可是很多往事又恍若隔世。似乎才刚习惯日期是2015年,但2015年已经悄然到了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月,我想写写一年来的感受,但想来想去想不出如何把这些感受连缀成文。于是索性把笔一丢,约老友出去喝茶聊天。

之所以跟老友投脾气,是因为他也对文学感兴趣,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凑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小说。毕业后,他在初中当过几年老师,后来辞职读书去研究楚辞。我们也同样都是俗人,对喝茶并无讲究,不讲究泡茶要用“旧年蠲的雨水”或是“梅花瓣上的积雪”,更没有余资“买泉两眼”,都是拣最便宜的囫囵喝下。

两口热茶入腹,驱走了寒意。他看我愁眉不展,就问有什么心事。我据实以告。他又问,你这一年到底什么感受?我说我就觉得自己这一年话变多了。他问,你都聊些什么。我说我跟同事聊文学。他扑哧乐了,不信运营商里有爱读小说的。我说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但有一回,我看见一个同事桌上放着刘慈欣的《三体》,然后我就拉住她不放,给她聊《弗兰肯斯坦》这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告诉她最早的科幻小说就是女作家写的,并且这个作家的老公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又给她讲星云奖是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虽然也获奖但文笔差了些,推荐她看看同样获过奖的老作品《黑暗的左手》……

“你同事听你说完什么反应?”他问。

我说,她听完后问我雪莱是谁,我当时想了很久,犹豫到底要不要从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诗歌的起源开始说起,然后有技巧地过度到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小说,如果她兴趣不泯的话,再转而切入20世纪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最后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跟她谈一谈莫言与马尔克斯的师承关系,不过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只跟她说雪莱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作者。

老友听完哈哈大笑,说我是“己之所欲,欲强施于人”。

然后他又问我,难道之前不怎么聊天吗?我说,我工作时间短,之前都忙着学业务,就算聊天也总不离工作,甫一有点难办的任务就郁郁寡欢,自己压力大、负能量多,同事都唯恐避之而不及。

“那现在呢?”老友又问。

我说,现在好太多了,一方面是因为业务越来越熟,更重要的是,这一年自己心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原来的求好心切、面目可憎,到现在的按部就班、顺其自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执象而求,咫尺千里”,于是只负责做好自己,不管东西南北风。

“对!”老友伸手指向茶社挂着的一副楹联。

我顺着方向望去,楹联上书“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年终组稿有了眉目,这一年“心中有,笔下无”的感受逐渐浮出水面。茶要一口一口地喝,才能咂摸出滋味,甘甜的茶汤入口,细细品味方能觉出清香,苦茶入口,你也不要皱紧眉头,束一段时光,沉浸在苦茶中,低头再饮,嘴角会露出回甘后会心的微笑。

寻山

文/川理

说起来我从小对山就充满了兴趣,这或许与坐落我家村门口的莲花山有关。

莲花山虽然叫“山”,但并无半点山该有的气势和威严,实在愧对“山”之名。而全深圳的“山”若较真起来算,顶多也只能算个丘陵。这么说来,我爱的倒不是山,而是丘陵。

高自有高的景色,低自有低的情怀。在莲花山还没完全开发的时候,我就时常探访,而如今道路通畅,翻山越岭就更是家常便饭。除了莲花山,梅林后山、笔架山、梧桐山都留有我或一时兴起、或计划缜密的足迹。当穿过重重阻拦登上山顶、眼前豁然开朗时,心中总是感慨莫名。这种“山趣”放到现在依然如此。

去年11月份的时候,一位老友拉着我去坪山的凤山寺,说是要去寻一位故人。居住深圳多年,从未听闻凤山寺之名,更何况那位故人的性情如何实在拿不准,因此起初并不情愿,但转念一想,所谓“深山藏古寺”,这无名寺下定有无名之山,如此我也去寻一趟“故人”好了,于是欣然同行。

这凤山寺之行实在是趣味索然。说是寺,其实只在山腰一块凸起处用砖垒起平台,顶上又安了几块挡雨的铁板罢了,毫无山中古刹的古朴风韵,唯一像样的只有端坐台上、大口圆目、面色通红的天王。至于它脚底的山则被改造成果林农场,各种废弃物随意放置其上。我百般无聊,站在一边,盯着墙上行军的蚂蚁;老友却是兴致勃勃,东看看、西瞧瞧,饶有兴趣地向我和另外一位女伴介绍他这位“故人”。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句话不假,但便是这尊天王的福泽再广,恐怕也难阻山的败坏。老友此行也并不尽兴,看天色尚早,于是三人一合计就奔着不远的马峦山去了。

马峦山就比那“凤山”要精彩多了,蜿蜒曲折、千回百转,颇有柳暗花明之感。两旁树木摇曳着重影,远近鸡犬鸣叫相闻,高处的山色抹出一条青黛,低洼的湖光织成无数银鳞。

登山是一定要登上顶,这是我每次登山时设立的目标。然而马峦山的路真不太好走,我的腿在坡度的戏弄下累得发颤,而同行的伙伴早已体力不支。在互相的鼓舞和扶持下,我们走到大约全程的三分之一处就再也无法前行。

靠着公路边的围栏,我突然想起“阮车穷途,大哭而返”的典故,或许眼前无尽的山路也可算是一种穷途吧?若真是如此,这种穷困怕是要凶猛百倍、残酷百倍。穷途末路自然便会死心,近在眼前的路却让你不得不心存痴想。这样近在咫尺的遥不可及,日日夜夜折磨你的心。

其实,何至于此?就是本来没有的路,也是可以走出来的,更何况本来就有的路?我不由感慨阮步兵实在入世太深。

买水的老友回来了,递上一瓶矿泉水,我猛灌了几口,顿时觉得畅快无比。水也喝了,腿也歇了,是时候下山了。

心中落下的石头

文/张卫荣

歌德是德国伟大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学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一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幽默大师。

有一次,歌德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却被告知信件超重,需要多付0.2马克邮资。彼时的邮资是由收信人支付的,歌德无奈,只好乖乖地付邮资。可是,当歌德拆开信封,发现除了一张信笺上一句短短的“我身体很好,请放心,你的老友!”之外,全是废纸。歌德暗自推测,这是老友对自己搞的恶作剧,于是,他如法炮制,也给老友一个“惊喜”。不久,老友收到一个很重的邮包,老友在惊奇中多付了笔邮资后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石头!石头下放了一张短笺:“得知贵体安康,寄上我心中落下的石头,您的老友歌德。”

歌德的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假如换了别人,受到这样的恶作剧可能会非常生气,甚至再较真点,还有可能与老友绝交。如果这样,人与人之间就缺少了一份默契。然而,这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歌德这里,却变得格外有笑点,却又让对方无话可说,真是幽默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