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状文章
奖状文章（精选6篇）
初衷
文/林深
孩子放学回来，提议为他准备一盆绿植，明天带到教室。十分郑重其事。先是欣慰：他对新集体，已然有了感情，已经打算为它装点美好。接着，开始好奇：这主意，不像是突如其来……
果然，不久前，有同学带去教室一株绿萝。老师，当着全班，大加褒奖。
他在阳台，挑中了一盆葱葱茏茏的万年青。我揣测他的小心思，一盆绿植，装扮环境，怕是其次，以期表扬，才是初衷。
他的积极，当然不是源自谁的劝导，而是来自这诱人的表扬。
每节机器人课，他总会带回几枚机器币，小心翼翼保管。原来，机器币，相当于积分，攒够了就可以兑换奖品。
篮球课，尾声的模拟球赛，作为奖励，只有部分人可以参与。选拔原则：遵纪守规，踊跃训练。随意交谈、不听指挥的，就只能眼巴巴看着，技痒难忍。
有时，参加户外游戏，他也会兴致高涨，宣扬手臂上几幅小贴画：这是“奖章”，只有表现优秀，才能得到！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奖励，无疑正当。教育的过程，需要时不时品尝获得的甜蜜。甜蜜，是一种动力。
成人自然心知肚明，奖励不过是小手段，可是，却常常被孩子误解：课间体操，站得笔直的，就会被奖励一颗小红花；字迹工整的作业本，就能出现在榜样栏里；从不迟到早退，就可以获得满勤的小奖牌；保证考试高分，就会有一顿大餐奖励，或者获得一份惊喜礼物……
赢得奖励与荣誉，不知不觉被偷梁换柱，成了努力的“初衷”。奖项取消，或者奖赏已被他人摘取，努力，也就戛然而止了。
事实上，人生有太多的努力，并没有犒赏，甚至无人注意。没有嘉奖的奔跑，没有桂冠的攀岩，没有荣耀的耕耘，没有掌声的绽放……
在我小的时候，要是谁家奖状满墙，那真是人人夸奖不尽。再华丽的房子，也及不上一屋子方方正正的奖状，来得辉煌。因为优秀的孩子，分外光耀门楣。
记得母亲，从来没有贴过我们姐弟俩的奖状。在那个人数不多的校园，我们常常侥幸名列前茅，每个学期，一沓奖状。母亲，只拿它们垫着放放东西，或者就着背面算算账，总之，等闲视之如普通纸张。
母亲并没有什么深刻用意，她只是觉得，奖励和荣誉，是属于过去的。
既然已成过去，那就只能远远看着，再也不能进入了。
姑姑的三八节奖状
文/张新文
岁月，如河流，带走了很多的东西；记忆里有些东西是流沙，得以沉淀、磨砺和熠辉，至今忘其不得，比如姑姑的三八节奖状，就在我的记忆里一直荣耀着。
那个年代，是在生产队还没有实行土地承包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没有普及，姑姑家有五个孩子，还有公公和婆婆两个老人，是个标准的人口多负担重的家庭。姑父识字，在离家一百多里路的市里铁路上工作，回来的时候总是一副上班的装束，工作服、帆布包，好在包里装的不是锤子，而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糖果，所以盼姑父的到来就成了我们一帮孩子很奢侈的事，跟盼望过大年一样，所以我们喜欢往姑姑家跑。
只是我们很失望，姑父回来时大都是农闲的时候，这样一来，无论姑父不回来抑或是回来，都不能给姑姑减轻劳动的压力，有时回来还带回了一身脏兮兮的油腻衣服，需要姑姑放在搓衣板上咬着牙，使劲地搓洗。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要是一般的女人会被生活的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垮，可是，姑姑是个刚强的女人，即便自己的男人不在家，她也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早早地起床担水做饭，还会把两碗荷包蛋亲自端到公公婆婆的床头，她说得好好伺候两位老人，免得哪天不在了落下遗憾！贫穷年代，一家子油盐钱可都指望着鸡下的蛋呢，公公婆婆多吃一个鸡蛋，就意味着盐坛子有空着的可能。于是姑姑就多喂鸡，每天上工前她会把两笼子的鸡拉到收割后庄稼地里，让鸡啄食遗漏的粮食和蚱蜢，鸡们也争气，下的蛋既多也大，拿到集市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虽然是大集体干活，可姑姑干活不惜力气风风火火地像个男人，兴修水利她能推独鼓轮车；打麦场上她能堆麦垛；十月里麦子播种期，她撒播的种子麦苗出得匀实茁壮……那些庄稼把式见到姑姑都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说姑姑绝对是十里八乡的种田好手！
姑姑不但挣足了工分，还喂猪养鸡有了副业的收入，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日子苦中有甜。父亲常说，你们长大了可得向你姑姑学习，人“懒”不得啊！
有年春天，村书记找到姑姑说，明天是三八节，是你们妇女的节日，经大队研究决定，你作为我们大队的妇女代表去公社开会。姑姑不识字，对于这个节还不是太明了，她懵懂地看着书记，喃喃道：俺农民就知道吃饭干活哩，还有我们妇女的节日？书记说，明天你去开会就知道了，对了，要打扮一下呵！可不能给咱大队丢了脸面。
姑姑去开会时候，书记特地把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推了过来，车子那么铮亮分明是书记刚擦拭过的，他让一个后生骑车带着姑姑去开会。
回来的时候，姑姑红光满面，胸前别着大红花，手里捧着镶嵌在玻璃框里的三八红旗手的大奖状，那高兴劲就甭提啦！记得当时书记还把大队的锣鼓队组织了起来，敲锣打鼓迎接着姑姑领奖归来。
一张奖状虽小，可那是姑姑的荣誉，也是全村妇女同胞的荣耀，姑姑把奖状挂在堂屋的亮堂处，既鼓舞着自己，也鼓舞着他人，包括在铁路上工作的姑父，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墙上的世界
文/魏杏丽
幼时，老家灰瓦土墙，室内墙壁斑驳，父母为防止土掉到床上，就用报纸糊在墙上。早上，我不想起床时，就着光亮，脸贴在床边，看墙上的报纸。
那时，有些字词我不太懂，磕磕绊绊地读着报纸的边边角角，看着那些早已不是新闻的新闻，每天对着包罗万象的墙浮想联翩，不知不觉汲取了许多知识，感受到文字的魅力。
日本连续剧《血疑》风靡时，幸子的不幸遭遇牵扯着我年少的心灵，她的一颦一笑深入人心，我也成了那个时代的追星族，为不相干的人牵肠挂肚、伤心落泪。为此我买回来几张山口百惠的画像，极其认真又兴奋地把它们贴在床头的墙上，一进房间就欣赏着她的清纯美丽。
墙上还贴着奶奶过年时买的年画，色彩斑斓，不仅增添了喜庆气氛，也寄予了某种希望。
最为亮眼的可能是我和弟弟获得的奖状，贴满了一面墙，像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更像一种独特的家庭文化。每次奖状拿到家，母亲都开心地把它贴在墙上，字体、图案、内容多种多样。来我家串门的亲友，看到墙上的这些奖状，都会赞叹不已。这时，父母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到自豪处，母亲甚至从书包里拿出考试卷……好像每一张奖状里都藏着无数个励志故事。
墙上的装饰丰富了老屋的内容，成为一个烙上时代特色、散发乡土味的墙世界。
老相框
文/汤中华
一幅相框就是一部家族史，浓缩着家族曾经的温馨和荣耀，融入心田，成为永久的记忆……
微信朋友圈里，一位校长朋友发了一则信息：“老家老屋子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有一张奖状，母亲说，这是父亲生前做的。快40年了，虽然老屋子翻盖了数次，但奖状依然挂着……我们的一丁点成功都会给亲人带来喜悦和希望。”后面附带一张照片，正是镜框里的那张奖状。“奖状”二字上方，一组红旗中间簇拥着一团黄色的圆，圆中间缀着一颗红色的五星，一看就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样式；奖状二字下方，是两行秀丽的行楷：“×××同学在这次公社汇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特发此状，以资鼓励。汪潦小学，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多年光阴逝去，奖状因了镜框的保护，依然光亮如新，具有了收藏价值。最让年过半百的校长珍惜的不是奖状本身，而是自己“一丁点成功都会给亲人带来喜悦和希望”的那份感慨。当年还是小学生的他，汇考成绩优异带来的快乐，也许还远不及父亲的欢喜吧。如果当年就能充分理会父亲的这一份喜悦，自己少年时代的学习会不会更发奋刻苦呢？
相框除了放奖状，更多的是盛放照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照相在农村还是件奢侈的事，相片也就显得极其珍贵。于是几乎家家堂屋的墙上都挂着至少一幅镜框。客人进屋，寒暄过后，虽然主人端上茶水瓜子，一再让座，但客人大多坐不住，尤其是孩子们，总要好奇地走到相框下，细细地端详，瞅瞅这个望望那个，不时地问这问那。相框中大多有孩子百日的照片，有以黄山松为背景的夫妻结婚合照，有老人做寿时的全家福，更有远在异乡的游子……大多是当兵在外，离家时母亲叮嘱最多的就是，到了部队上，一定要寄一张照片回家啊。
我家的相框里，最多的是大哥的照片。大哥1969年当兵，先后驻防苏州、镇江、张家口、邢台。那年代，这些地名对母亲和我们这些弟妹们无异于天边。大哥每到一处总要寄回一张照片，母亲总是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地放进相框里。相框里还有一张母亲、姑妈、三哥、五弟和我五人的合影。母亲说那是大哥想念家人，当兵不久后，母亲特地带我们小弟兄三个到合肥城里照的。照片中的我三岁不到，五弟才几个月大。因为大哥的思念，我拥有了平生最早的一张照片。
改革开放后，相框里渐渐多了外出打工的、读大学的子女的照片，他们在大都市的留影已不再局限于合肥当年黄山照相馆、红旗照相馆的黑白布景，而是各地鲜活艳丽的风景名胜；年轻人穿着时尚，表情活泼，一改老辈人的土气和刻板。这些都给相框注入了一股清新高远之风。国庆期间，到姑妈家，竟然看到姑妈的孙女在哈尔滨索菲亚大教堂下的俏丽留影……姑妈孙女正读哈尔滨的大学播音主持专业三年级呢。
如今照相早已稀松平常，照片展示也多采用精美的相册，更有电脑硬盘的海量存储。但仍有一些家庭习惯于精选少量照片置于相框中，即便搬入楼房，也仍然高悬墙上。一幅相框就是一部家族史，浓缩着家族曾经的温馨和荣耀，融入心田，成为永久的记忆。
父亲的奖状
文/父亲的奖状
昨天收拾房间，又看到了这张泛黄的奖状，那是1958年岗南水库工程局颁发给父亲的。父亲去世后一直由哥哥保存着，哥哥4年前去世 前又把它交给了我。一生清贫的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金银财宝，却留下这张纸，我视为我们家的传家宝。
父亲，是多么强大的角色。虽然在我人生中他为我做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关爱，我还是要感激他！父亲给我最温馨的记忆就是，他让我出生在一个正统工人家庭，在那个唯阶级成分论的时代，我的青少年时代自然免受了很多政治麻烦，使我顺利完成学业，参军入伍，入党，奠定了我的人生基础。
父亲自小就离开衡水农村老家，十来岁跟着我的爷爷和伯父辗转于北京学泥瓦匠，当小工，稍大又到石门在大兴纱厂学徒当过落纱工，日伪时期父亲考进石门电灯公司，父亲聪明好学，拜师学艺很快掌握室内电路弱电技能，接电线、安电灯手到擒来，人称“石门电灯罩（赵）”。在那个刚有电灯的时代，父亲在石门也小有名气，属于那个时代的能工巧匠。1947年石门解放，党组织接管日伪的电灯公司，以后更名为石家庄电业局。1950年毛主席亲自给石家庄电业局写信鼓励电业工人好好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父亲回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一家老小，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父亲应该是老石门第一代产业工人，石家庄电业局最早的员工。
1957年父亲和一批工友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去修建岗南水库，当时建设者是民兵建制，父亲就分在电工连。父亲这一去几个月没回家。我那时正上初中，放暑假了，母亲带着我去看望父亲。对这段历史我记忆犹新。岗南水库的初建时期，他们遇到了许多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的困难。电工连的负责人看我们家属大老远来了，特意让伙房多做了几个菜，我们一家人又相聚了，我好高兴。可是晚上住宿成了问题。当时施工人员分男女宿舍，有的住临建，有的住帐篷。电工连长要调出一间做客房让我们一家团聚，父亲不愿给大家添麻烦，就让母亲去女工宿舍住，让我跟他睡自己的那张单人床。这年我15岁，长成1.83米的小伙子了，瘦弱得像根豆芽菜。父亲让我靠墙，他睡在外手，我不知道父亲这夜是否睡好，我一天劳累，甜甜地睡去。
1958年正是“大跃进”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岗南水库建设快马加鞭，上头发出命令一定要在1959年底成功发电，父亲和工友们连续作战，不能回家，这两年我也很少见到父亲了。
后来父亲告诉我，岗南水库所用的发电机由东北富拉尔基生产，这种发电机在当时来说较为先进，但一台发电机足足几十吨重，运输起来非常困难。师傅们把发电机拆成三部分，主轴、转子（轮辐）和定子，然后分别用火车或汽车运输到水库。在安装时更费了不少劲。他们一边干活一边总结经验，对于落后的技术，总是能在实践中进行改进。
1959年底，岗南水库按计划正常发电。水电部召开表彰大会，全国各地的水利人员都来到岗南水库参观学习，并交流经验。岗南水库的建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是北方第一个大水库。岗南水库为河北省、为石家庄人民争了光。父亲回忆起这些总是露出一种建设者的自豪感。
父亲是个老技术工人，虽不苟言笑，但为人厚道质朴，很有人缘，徒弟们很尊重他。父亲对我们子女的爱却总是那么默默无声，不以言表。
父亲的嗜好就是每天晚饭的小酒，几粒花生米、随便一个小菜都能成为他的下酒菜，听着他惬意的咂着嘴巴的声音，能想象到他陶醉其中的快乐。上世纪六十年代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奇缺，营养全无，父亲先是患了浮肿，肝肾损伤，加之酗酒，早早离开了人世。
父亲是那样简单的人，活着简单，死去也简单，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只有两行浑浊的泪水！那是1961年8月9日，父亲50岁，我19岁，正准备高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那样健硕的身体，会这样轰然倒下，继而离我们而去，结束了他平常的一生。希望父亲能在天堂早日转世，跟我们再续前缘！
一张三八节奖状
文/一张三八节奖状
岁月，如河流，带走了很多的东西；记忆里有些东西是流沙，得以沉淀、磨砺和熠辉，至今忘其不得，比如姑姑的三八节奖状，就在我的记忆里一直荣耀着。
那个年代，是在生产队还没有实行土地承包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没有普及，姑姑家有五个孩子，还有公公和婆婆两个老人，是个标准的人口多负担重的家庭。姑父识字，在离家一百多里路的市里铁路上工作，回来的时候总是一副上班的装束，工作服、帆布包，好在包里装的不是锤子，而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糖果，所以盼姑父的到来就成了我们一帮孩子很奢侈的事，跟盼望过大年一样，所以我们喜欢往姑姑家跑。
只是我们很失望，姑父回来时大都是农闲的时候，这样一来，无论姑父不回来抑或是回来，都不能给姑姑减轻劳动的压力，有时回来还带回一身脏兮兮的油腻衣服，需要姑姑放在搓衣板上咬着牙，使劲地搓洗。上有老，下有小，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要是一般的女人会被生活的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垮，可是，姑姑是个刚强的女人，即便自己的男人不在家，她也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早早地起床担水做饭，还会把两碗荷包蛋亲自端到公公婆婆的床头，她说得好好伺候两位老人，免得哪天不在了落下遗憾！贫穷年代，一家子油盐钱可都指望着鸡下的蛋呢，公公婆婆多吃一个鸡蛋，就意味着盐坛子有空着的可能。于是姑姑就多喂鸡，每天上工前她会把两笼子的鸡拉到收割后庄稼地里，让鸡啄食遗漏的粮食和蚱蜢，鸡们也争气，下的蛋既多也大，拿到集市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虽然是大集体干活，可姑姑干活不惜力气风风火火得像个男人，兴修水利她能推独鼓轮车；打麦场上她能堆麦垛；十月里麦子播种期，她撒播的种子麦苗出得匀实茁壮……那些庄稼把式见到姑姑都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说姑姑绝对是十里八乡的种田好手！
姑姑不但挣足了工分，还喂猪养鸡有了副业的收入，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日子苦中有甜。父亲常说，你们长大了可得向你姑姑学习，人“懒”不得啊！
有年春天，村书记找到姑姑说，明天是三八节，是你们妇女的节日，经大队研究决定，你作为我们大队的妇女代表去公社开会。姑姑不识字，对于这个节还不是太明了，她懵懂地看着书记，喃喃道：俺农民就知道吃饭干活哩，还有我们妇女的节日？书记说，明天你去开会就知道了，对了，要打扮一下呵！可不能给咱大队丢了脸面。
姑姑去开会时候，书记特地把自己的永久牌自行车推了过来，车子那么铮亮分明是书记刚擦拭过的，他让一个后生骑车带着姑姑去开会。
回来的时候，姑姑红光满面，胸前别着大红花，手里捧着镶嵌在玻璃框里的三八红旗手的大奖状，那高兴劲就甭提啦！记得当时书记还把大队的锣鼓队组织了起来，敲锣打鼓迎接着姑姑领奖归来。
一张奖状虽小，可那是姑姑的荣誉，也是全村妇女同胞的荣耀，姑姑把奖状挂在堂屋的亮堂处，既鼓舞着自己，也鼓舞着他人，包括在铁路上工作的姑父，大家的干劲更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