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建筑变迁

闻着菊香，我来到这个世界。在一座狭长院子里的小屋里，我奶奶跨出门槛笑眯眯地对二奶奶说，是个女孩儿。

我家的大门朝南开。院子前后两进，东西走向。东边临着寨墙，顺势开有两孔窑洞，分别住着大爷二爷两家。我爷爷在家中排行第三，所以住房居于下首，没有分到冬暖夏凉的窑洞，而是住在前院呈南北走向的大屋里。

大伯和父亲弟兄两家住在前院，二伯则住在二进院内紧挨二门的槐树屋。之所以称为槐树屋，是因为紧挨屋门有一棵有着近七百年树龄的古槐。

乡村的大屋，是三间房的形制规模。祖父祖母当时住的大屋被另外隔出了一间，堆放杂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一家和一只花狸猫，住在一间约10平方米的瓦房里，进门即是盛水的大瓷缸，水缸上面盖着切菜的案板，案板的一头抵着做饭的灶台，灶台紧挨着北墙。

那些年，我们狭长的院子里先后嫁走了五六位姐姐，娶来了七八位新娘。日子就那么在贫穷中不紧不慢地过去。

后来，我父亲除了干生产队里的农活外，到了霜降以后，或者来年的春天，他会拉着一大架子车瓦盆到西边的偃师、岳滩、夹河里去卖。其实不是卖，是以物易物，拿瓦盆换回红薯干和玉米，然后把红薯干和玉米拉到镇上出售，有了钱后到鲁庄乡后林、小相等山村买回大梁和椽子。

伊河和洛河的汇流处是夹河里。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去夹河里那一带村庄卖瓦盆，当时父亲和同村的砖爷结伴同行，带着干粮在当地走村串户地叫卖。那天越走越远，夕阳西下夜深沉，货没有出手完，不得已留宿在一家放白茬棺材的房子里。那晚，父亲和砖爷说笑了一会儿，便很快进入梦乡，我却一直心惊肉跳到天明。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攒，我家在老宅旁边有了属于自己的院子，大屋也盖起来了，上面还起了一层棚，可以堆放粮食和杂物。我开始很高兴，但后来抬头看房顶棚顶的时候，发现我家的房梁和椽子没有别家的粗，别家的椽子又粗又直，我家的椽子一头粗一头细。当时，老栎木最便宜。我很担心我家的椽子撑不起房顶，棚不能承重，有一天会塌下来。多少年以后，我还做梦，梦见我在很单薄的棚子上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

我父亲盖门楼的时候，请来了村里有名的泥瓦匠，我们叫他刺猬哥。一天在家门口，正在砌砖的刺猬哥叫住我，往上一指说：“玉梅，你家门头上要刻四个字，你说刻哪几个？”我脱口而出：“高瞻远瞩。”

我父亲一辈子的心力都在琢磨盖房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郭镇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渐宽裕起来，我们家院子里，大屋的两边都盖起了厦子房，院子变成了漂亮的四合院。大屋后面种植着榆树，院子里长着椿树槐树，石榴树下是灰蓝色的影壁墙，房屋内外被精心打磨成砖灰色。娶新嫂子时，我们家内外一新，灰的房顶，灰的墙壁，红石墙基，高高的门楼。阳光照在院子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

我们家原先有一块园地，距村口不远，种着花椒树和桐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一茬年轻人都长起来了，村里开始规划宅基地时，大队为我们置换成宅基地，这样我哥和大弟分别得到各自的宅基地，我们当地把宅基地叫庄子。两处庄子相邻，离村口不远，仍然是坐南朝北。我父亲开始筹划盖这两处庄子。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村结束了盖土坯房的历史，家家盖起了红砖楼房。而且在打地基的时候，一家比一家把地垫得高，门楼砌得一家比一家高大气派。我们家要供弟妹们上学，没有力量盖楼房，所以在打地基的时候，父亲决定先把地基打坚固，先盖一层，将来一旦条件允许，可以起成二层楼。

父亲把房子盖好不久，有一年春节过后，在县城工作的哥哥就把嫂子和侄子带到了县城。这标志着父亲的子孙后代，先后离开村庄，走向城市。

就是在这个家，这个小村子里的四合院，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先后走出来，到城里参加工作，各自组建了家庭。我们就像蝉的前身一样，从草丛的土地里奋力走出来，在月光洒落时欢快地攀缘到柳树上迅速蜕变成蝉，然后在高高的树梢上鸣叫，沐浴清风，呼吸新鲜空气。而为我们一路搭建“广厦”的父亲，就像坚硬透明的金蝉蜕，将生命的休止符最终定格在他亲自搭建的一间土坯房里，完成了一生的宿命。

近些年，这一方土地的精神气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全村的楼房都盖起来了，时尚的装修风格让人眼前一亮，现代化的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我每次回村，都会在村里走一圈，为的是观赏家家户户门前的小菜园、小花园，和乡亲们唠唠家常，感受一下新农村的祥和气氛与田园气息。

每次回去，也都要去看那棵老槐树，它依然枝繁叶茂，年年萌发新绿。它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建筑史，更见证着一方土地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的安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