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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旧物

作者: 郭明兴2011/01/10亲情文章

一个人静下来时喜欢整理房间,也慢慢沉淀心情,不经意间却发现家里尚有几件父辈留下的旧物。四十年的光阴过去,记忆并没随时间的逝去而消失,这些旧物,把一段一段的曾经串联起来又拉到了眼前。

人生在世,谁不追逐名利、贪爱财富、倾慕荣华,并为此而疲于奔命?当所有的价值和意义生发花白之后,我似乎开始明白,能够唤醒生命力和开启心智的,依然还是生我养我的故土,以及昔日的老宅和已经废弃或至今留存的旧物。

牛皮箱

一个闲置在时光里的牛皮箱,一直占据着房间里那个不显眼的角落,很多年了都没去翻过。

皮箱的褐色漆面尘迹斑驳,边角明显磨损,缝线也有断脱,老式的铜片合叶,已经失去了光泽,原配的桃型扣锁板早就没了,估计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敲下来当废铜废铁给“处理”了。尽管如此,皮箱形体还算完好,箱子内壁一张退色的红纸贴倘存,上记:“鸿发永号,本店开设北打金街第拾柒号,精工制造,货真价实”,几行石墨繁体小字依稀可见,是为旧时商标,为牛皮箱点缀上了岁月的印痕。

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牛皮箱,想必是父亲的婚嫁物,穿透了他的大半个人生。牛皮箱为手工制造,仔细看做工之精致,那真不是“吹牛皮”的,一块块杉木板拼接得天衣无缝,箱面上刷过骨胶,平平整整、紧紧绷绷地蒙着一层牛皮,牛皮链接靠手工缝合,扣件装钉精细美观。

在我年少的记忆里,家里原有两个箱子,除牛皮箱外,还有一个藤箱。这个牛皮箱一直放在房间的立柜上,看上去比之木箱、藤箱高雅贵重多了,据说衣物放在里面也不受潮、不生虫。

皮箱常年锁着,上面覆盖着一块方格布,平时很少打开,只有在季节变换或我开学交学费时,父母亲才会打开箱子,箱里装些啥?我也不知道。一次我独自在家,无意间看见皮箱未锁,便好奇地站上板凳,偷偷打开箱子。瞧箱内,棉被衣物塞得满满,散发出一股樟脑丸发出的芬芳,在箱子的侧壁, 有一个小小的纸盒子,装着存折和购物票证,还有几十斤全国粮票和四川省粮票,以及父母年轻时已发黄的老照片。没记错的话,在箱内夹袋里还收藏着两幅字画,一幅是本土画家刘朝东先生的麻雀图,一幅是清末书法家赵熙先生的行书墨宝(估计是抗战时期画展义卖时父亲购买的),我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路和价值,只感觉箱里的每件东西都那样亲切,每件东西都充满着温馨。

每逢夏日,母亲会把皮箱打开,将箱子里的衣物一件件翻出来晾晒。毛线衣,呢子大衣、绒线裤,一件袖口镶着一圈灯草绒的厚棉袄,一床请棉花匠弹的新棉被……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向来节衣缩食,勤俭持家,这些布料和新絮,那是靠多年积蓄的布票和棉花票添置的啊!

文化大革命伊始,一股“破四旧”的红祸蔓延。天有不测风云,家庭成分划属“麻五类”(小土地出租)的父亲,同样难逃其咎。只因家有老宅和财产,院子里有人诬告他是资本家,说是私有的东西都是剥削之财,甚至说那牛皮箱里藏有金条,还有什么“变天账”。一天,一群人带着红卫兵闯进家来,疯狂地砸门撬锁、翻箱倒柜,一阵查抄,金条没找到,倒是搬走不少家什和衣物。回想起来,当时可作为“破四旧”成果的,恐怕仅有一件从皮箱里翻出的绸缎旗袍,还有就是那两幅所谓“封资修”的名人字画。

一箱平时舍不得穿,舍不得用的家什没了,空空的箱子闲置着,透出些许的孤寂和无奈。在那些日子里,身心的摧残,精神的压力,使父亲的身体更加瘦弱,性格变得更加深沉,他常常坐在屋里发呆,半天不说一句话,流露出一抹我从未曾见过的眼神,那是伤感、痛心和哀怨……没隔多久,父亲胃溃疡复发,两年之后便离开了人世。

父亲走后,母亲再没有心思去料理家什,我见箱子一直空着,便一股脑儿将自己搁置在书架和床头的东西清理出来,统统放入箱内,其中大部分是我的书籍相册,还有集藏的邮票、像章、连环画等杂物,从此旧皮箱就属于我了,成了我的宝贝箱。

时光流逝,岁月嬗变,过去的一切都成为发黄的背景。我安居了新家,屋里添置了衣柜,书橱、沙发等家具,在现代装饰的空间里,这个笨重灰旧的牛皮箱何处藏身?似乎搁在哪里都觉得挺碍眼。按理说是该“与时俱进”了,但我始终不肯把它扔掉。

打开封尘已久的箱子,一股沉郁的木香味扑鼻而来,那些许多年安静叠放的灵魂一下子又重见天日,展示在我的面前,让我感受到牛皮箱剩余在生命里的温暖。

一个老式的牛皮箱,一个温馨的牛皮箱,那个年代让人羡慕让人嫉妒的牛皮箱,那些日子让人心酸让人流泪的牛皮箱呵!

这个牛皮箱,重又唤起我沉睡的情感,于我不该是一种随意的留存,而应是一种执意的缅怀。

算 盘

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把算盘,至今还保留着,它共有十六档,约有四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外框质地为红木,颜色是深褐色的。岁月的盘剥,已使算盘表层斑驳陆离,且多有划痕,订在右上方的边角铁皮也已松动。

我轻轻用湿布擦去蒙在算盘上面的灰尘,那挺直的盘梁、圆润的盘珠,依旧透出一种质朴的光华。父亲已走四十年了,可看到这把老算盘,耳旁仿佛又响起清脆的算盘声,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些年代。

父亲的一生,与算盘结下不解之缘。年轻时候的他,就曾在重庆聚兴诚银行和乐山汇通银行做职员,后来又沉浮商海,与人合伙做猪鬃药材等生意,汇通天下,南来北往,算盘就是他谋生的必备之物,算盘就是他做买卖的立业之本。莫要说“算盘一响,黄金万两”,父亲这双拨打算盘珠子的手,也为自己挣下了不小的家业。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在昌言书庄做经销,后又去薪炭商店当会计,他天天与算盘打交道,算盘仍与他如影相随。父亲掌管着店里的所有帐目,尽管薪资不高,工作上却总是兢兢业业,毫不含糊,凭着他娴熟的珠算技能,干起活来总是游刃有余,稳操胜算。

我还记得,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父亲总是匆匆回家,他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两只手臂戴着蓝袖套,右手拿着一个布袋(装账本票据),左腋夹着一把算盘,标准的老会计形象,甚至言谈举止都还带有一种职业的肃然。

有些时候,父亲回到家里还得熬夜,核算往来账目,统计收入支出,珠落玉盘般的敲击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的清脆。

父亲打算盘得心应手,又快又准,看他拨弄算盘,简直是一种享受。珠子噼叭作响,手指上下翻飞,其神态、动作,简直就像是音乐会上的钢琴手。一种敬意和崇拜,早早就在我年少的心底升起,我心想,聪慧的老祖宗能发明算盘真的了不起,眼下会玩算盘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本领的人。

那个时候,小学课程中有珠算课,我也曾囫囵吞枣地学过一阵,因我向来对数字不敏感,打算盘总是难以学会。在父亲眼里,打算盘是一门手艺,他曾经说过:“算盘是一种挣钱吃饭的家什,背起算盘走天下,天王老子都不怕!”我上了初中,回到家里做完作业,父亲总教我打算盘,背口诀,他看我拨弄算珠笨手笨脚,特意告诉我学算盘没什么近道,关键在一个‘练’ 字,他要我掌握“五指分家”的要领,练“小九九”,打“三盘清”、“七盘清”,顺过来,反过去,加减乘除打还原。有时候,还列出一大堆数字,他念我打,打完下来记得数,看时间,计成绩。那时生活单调而乏味,整天在家里噼里啪啦,让我感觉好厌烦,但在父亲严肃得不容置疑的目光下,我也只有无奈地从命。

后来遇到上山下乡,我回避运动,为求生计,去了郊区一家民办中学代课,兼任学校伙食团总务,打算盘总算派上了用场。回想起来,十六岁的我能独当一面,品尝生活的甘苦,靠的就是父亲这种敲打算盘的精神,而我的欠缺,也恰恰是未能真正学到父亲的这种精神。

多少年过去,我才逐渐明白,历尽沧桑的父亲一生与算盘结缘,这不为奇,其实他心中更有一把算盘,岁月的蹉跎,世态的炎凉,他心里有数,他知道人已老了,总有一天自己会被时间——这把最精准的算盘拨倒,他多么想把倾注一生心血的珠算技能,尽快地传给他的儿子啊!

算盘珠子上记录着父亲的心境,盘珠声声诉说着父亲的喜悦和忧愁。日子伴着盘珠上的指尖飞快地流走,直到父亲病故,这把算盘的使命也才最后终结。

光阴荏苒,进入计算机时代,算盘也被计算器取代,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父亲的这把算盘,也只好悄悄退缩到房角的柜子里了。我几次收拾房间,清理杂物,又把它从旮旯里翻了出来,妻子看见不禁发问:“这个家伙还有啥用?早该扔了!”年幼的儿子像是找不到玩的,竟然把算盘翻在地上当滑板,为此差点惹我发火,把儿子都弄哭了。其实该留还是该弃,我也曾动过心,几次打算送给开饭馆的小舅子,但总舍不得,还是把它收藏了起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怀想起父亲的算盘情结,我越来越把这把算盘看作是一件家传的纪念品,一件父辈的遗物了。

楠木椅

一把旧木椅,静静地立在那里,立在一个现代的家居中,立在一个家庭封存的记忆里。

这把中西式样的木椅,采用贵重材料楠木打造,光滑的扶手,平整的椅背,直挺的椅脚,显得端庄而典雅,木椅通体没有一颗钉子,全是靠榫头连接,结实牢固;椅座是双面的活动板,一面是木质平板,一面是软包皮垫,冬夏两季可换着用;椅子靠背板上原有漆花图案,由于年代久远,表面原漆已经脱落,花纹已黯然失色。

楠木椅是何年打造?或来自何方?我不得而知,长大后才从母亲那里略知大概。1938年,日寇侵华,国难当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我家有一个远方亲戚是武大的教授,此时也随校迁来,在乐期间父亲与他常有来往,并在生活上多与关照,抗战胜利后,武大回迁珞珈山,离别之时,这位教授心生感叹,蓦然留下这一套楠木家具作为报答。

楠木椅看着美观大方,坐着舒适安稳。父亲在世时,回到家里,总喜欢沏杯茶,端坐在这把椅上看书读报,写字记账,或依着椅背,两手平放在扶手上养神,任凭窗外投射进来的阳光抚摩。文革当中,父亲同样是坐着这把椅“闭门思过”,同样是坐着这把椅背语录、写检查,这把楠木椅,一直伴着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七十年代中期,城里人自打家具成风,可我没条件,临近结婚时,我看家里这套老家具也还将就,材质好,样式也算没过时,便请来两个木匠“以旧翻新”。老家具经砂纸打磨,褪去原色之后再刷漆,不就是“旧貌变新颜”了吗?翻新那把楠木椅尤为精心,手工慢慢打磨,椅子靠背重新描绘花饰,再通体打一道底色,刷两道透明的凡立水。新漆光亮多了,却失去了老家具原有的典雅质朴,看上去甚至有些别扭,很长时间,都还让我心存一份深深的悔疚。

八十年代末,抗战题材电视剧《铁血丹心》剧组来乐拍片,导演看中我家砖木老宅和旧式家具,便与我商定,在此作为片子拍摄场景。为营造一个大学教授的书房氛围,剧组人员将屋里的冰箱、电视机、组合床等一齐搬出,仅留下一个简易书架和写字台,还有就是这把端庄的楠木椅。

电视剧开拍,摄影机里留下一个精彩的镜头:书房里,老教授正坐在木椅上读书,突然间,一个日军少佐带着三个日本兵冲了进来,扬言搜捕肇事者。正是危急关头,为掩护进步学生,老教授急中生智,双手举起木椅,欲向鬼子砸去,紧接着一声枪响,教授应声倒地……这原本只是一把普通的木椅,只因作了电视剧道具,又因充当“角色”与木椅原主人的身份如此相似,这在我心里就非同一般了。

自父母亲离世,在以后的三十年时光里,木椅仍原封不动地搁置在家里,与我朝夕相伴。坐在这把椅上,我完成了广播电视大学的学业,拟定过企业的改革方案,编制过景区的发展规划,同时阅读书报,撰稿着书,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如今木椅的软垫面已经破损,一只椅腿也有些松动,我用一块丁字铁皮钉着,算是保持了它的牢靠,但看上去,木椅的苍老已是显而易见了。

世事变化真快,近十年两次搬家,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当年可称另类的旧家具都不合时宜了,于是该卖的卖了,有人要的都给人了,而唯有父亲时代的这把楠木椅,在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间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楠木椅原先的主人没留下什么故事,但它同样受用,因为它见证了当今父子两代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