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有感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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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资治通鉴》有感优秀 篇1

六年前，我离开校园，终于没有走上学术的道路，来到中山这座滨海小城，庸庸碌碌，为稻粱谋。夜晚回到家中，燃灯闭户，披读史籍，隔绝尘世人事的纷扰，聊以自娱。不意小城里碰到几位爱读史籍的师友，数年来切磋砥砺，足以消除独自面对青灯残卷的孤独感，更敦促和鞭策我读书不辍，以免令他们失望，一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爱华夏文明昌盛的大宋，爱两宋士人雍容揖让的高远雅致，爱汴梁与临安坊间的俗世烟火，最爱的是宋儒司马温公主持编撰的史学巨制《资治通鉴》。

最初遇见他，我还是初入职场的愣头青，除了微不足道的书生意气外一无所有。他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历史随笔《不觉浅》，在扉页写下让我脸红的几个字：“庄老师指正”。末学后进，岂敢称师，我只能把这个称呼，看做是一种读书人在一瞬间建立的共鸣、信任和期许。所有的虔诚终将相遇，更何况是在这座圈子不大的城市中。

去年年底，曾见一位朋友分享藏于国图的《资治通鉴》残页图片，司马温公手泽，四百余字，多处涂抹的手稿，盖有百余方皇室及众藏家的鉴藏印。本应藏于深阁的绝世珍品，借助于现代高清扫描技术展现在我们眼前，我马上分享给一见师，我想这对他不啻于圣物。不久之后，他发了朋友圈：愿穿越回大宋，为华夏先贤司马温公当一名小小的抄书匠。我知道，这是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上一本书是《从司马光书房走过——中的繁花与冷雨》，最近又出了一本《跟司马光闯职场》，搜罗通鉴中的士林掌故，人情练达，希望对初入职场的青年人有所裨益。

中国传统书籍的写作体例，大要可分为“著作”、“编述”、“钞纂”三大类。这样看，《跟司马光闯职场》更近似于“编述”，是在许多可以凭借的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制作的功夫，用新的义例，经过了细密的剪裁、熔铸，把旧材料变成更适用的东西，这便是“编述”。至于书的主题“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关于历史功用的话题。历史当真能成为为后人的镜鉴吗?古希腊大哲赫拉克利特似乎不以为然，他说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唐人杜牧也在《阿房宫赋》的结尾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似乎指出了史鉴在现实操作中的难以实现。我们面对的时代和人事与古人差异太大，“通鉴”真的足以“资治”，甚至带着你“闯职场”吗?读完《跟司马光闯职场》，我似乎对“以史为鉴”有更深的认知。

人固然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夫子在河川上逝者如斯的喟叹，却令古今之人共情，相信千百年后的人们也是如此。情势固然随时而变，但无论是过去的庙堂、士林，还是如今的官场、职场，谨慎、坚忍、进退有度、临机取决诸多品质，都是成就事功的坚韧不拔之士所必备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跟司马光闯职场》是一本世路英雄之书，关注的`是绵延于纷扰史事中不变的坚硬内核，我们很难去拿其中的小故事来机械套用于当下，却能从中窥见千百年来庙堂、江湖乃至于山林的博大幽暗的世道人心，人事交接中种种微妙的分寸感，从而以更高远的格局来看待当下。正如钱宾四先生所指出的：“至于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必尽相合。不如两各分离，使潜心学术，一旦有所成就，转可多方沾溉，宏济时艰。”英贤虽异世，自古心相许，潜心学术的一见师，却写出这样这一本感悟古今，宏济当下的小书，恰恰好印证了这段话，当稍能警醒当下热衷于“成功学”、急于致用的浮躁风潮。

一见师为人很有几分“温而厉”的风采，胸中更有一副古道热肠，懂得欣赏这世间的趣味与美好。梁简文帝诫子当阳公书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本书的文字，正是他为人作文的最好写照，书中多用诙谐语和网络新语，读来浅而有味，与立身的谨重毫无违和感。我斗胆估测他的心思：小而言之是为青年，希望当代青年在消费主义时代的轻阅读之外，也能在浸润几分古人处世做人的风度和智慧;大而言之是为历史，历史的认知只有在不断的思考和诠释中才得以绵延和充盈。

读《资治通鉴》有感优秀 篇2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读罢此书，感受颇多。《资治通鉴》的。资料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经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

之后查过资料我才了解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经过查阅资料与询问教师朋友我了解到《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所以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至于考异法是什么呢，我还不是很了解。仍要请教教师实资治通鉴中很多故事是用来体现作者对迷信思想的不懈。

其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仅证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证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述，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当然由于水平与局限我又读了许多后续资料其中指出了不少错误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此刻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之后逐渐失传，此刻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小错而否定大的成果。

读《资治通鉴》有感优秀 篇3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26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为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

《资治通鉴》中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很详尽，有六十多章，可以看到一个大帝国怎样慢慢地变成了分崩离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从代宗的放任开始，到唐德宗的无奈，有宪宗、武宗的振作，到昭宗的任人使唤。即使宰相有像陆贽、李德裕，也只能振作一时，而不能改变历史变迁的常态。

在割据势力强盛时，不得不缓缓而动。唐德宗开始武力削藩，导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后来转变态度，对藩镇一味姑息。唐德宗即位之初，雄心壮志，图强复兴，实施革新。但一遇挫折，这些措施便消失殆尽。所以子曰：“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为政也是这样，一开始不熟悉情况，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措施才能有所兴。

这是一部可以媲美《史记》的史学鸿著。千百年来，多少帝王贤臣、鸿儒大家都频频为其作注，足见其在史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家都来看看吧！

读《资治通鉴》有感优秀 篇4

《资治通鉴》是宋朝司马光编纂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共以前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这部四百多万的史实巨著共耗费十九年的光阴，记录着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向我们展示着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等，这些品质，在精神、物质高度发展的今天也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通过对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重要事件的过程描述，以警示后人。

纵观全书，我从中也发现一些历史规律，也有自己的.感悟。在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其中两个朝代-秦朝、隋朝最为特殊。秦朝、隋朝都是中国古代大统一形势下的短命王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隋朝也在是在中国经历长期分裂后建立的统一王朝。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隋朝的“开科举”可谓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功绩。然而，秦王朝的统治仅仅有十五年，隋朝国祚也不过37年。他们的迅速灭亡，根本上是其统治阶级的局限性决定的。客观上与其统治者实施苛政，毫无限制的奴役劳动人民有直接关联。他们在帝国建立之初，百役繁兴，征敛无度，挥霍浪费、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极大的灾难，官逼民反。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句呐喊，隋末的“七十二道烟尘，三十六路反王”，在劳苦大众的愤怒中，建立的王朝如过眼云烟，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正如唐太宗所言：“人以铜为镜，能够正衣冠;以古为镜，能够知兴替;以人为镜，能够知得失”、“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果不能正视历史，摆不正与人民的关联，甚至把自己放在人民之上，必然造成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同时摆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近现代的中国，是一段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抗争的奋斗史。中华民国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和国，他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名义上结束了军阀混战的社会，实现了国家政权的统一。然而，以四大家族为主的代表大官僚、大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xx，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卑躬屈膝。最终如同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仅仅维持37年的统治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总结国内外历史更替以及封建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党的根本宗旨，始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

真的感谢司马光先生，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观察、学习;作为一个读者，我感到何等幸运。然而，读史者的幸运，不必是造史者的幸运，甚至往往是造史者的悲哀。就让我们在缅怀历史的同时，也该从中学到教训，不让历史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