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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工生涯

作者: 凡奇2010/11/07情感故事

我在看到山西黑砖窑童工的报道时,内心的震颤是现在的青少年所无法想象的,对他们而言是新闻,对我则是难以抹去的记忆。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曾经的情景:高温的窑道里,空气中弥漫着粉尘,十四五岁的孩子,蓬头垢面,身上只有一条破旧的裤衩,瘦小的身影在灼热中往复地搬运着……那就是我。

“文革”混乱了几年之后,各学校奉命开始收拢自己的学生,可学生到了学校之后又不上课,干什么呢?先是“学军”,一人发了一支木头枪练刺杀;接着便是“学工”,我们几个班级去了陶瓷厂,我因为是“黑五类”子女,便被分到了隧道窑车间。

按照现在人们习惯的“文革”回忆通则,可能会认为这又是受迫害的结果,其实不然,“文革”期间的许多苦难说实话都是“自愿”的,我当时到隧道窑车间就是主动申请的,因为内心的虔诚使我抱定这样的信念:我是“黑五类”子女,就更应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炼红心。

但是,进了隧道窑,我才知道这“红心”是不好炼的。那时厂里生产的瓷碗都是在隧道式的窑里烧制的,每个碗坯都要扣上由耐火材料制成的砂钵。我记得是20 个一摞,横排8摞,纵排12摞地码到钢铁的板车上,沿着轨道拖进隧道窑里,烧到火候之后再拖出来。我的工作就是和师傅一起把车上的砂钵卸下来,打开砂钵,取出里面烧好的瓷碗。

工作程序倒是不复杂,师傅拿木槌把一摞砂钵上下敲一遍震松,然后像魔术师的“帽子戏法”似的一个一个的取出瓷碗,我的任务则是把空了的砂钵和取出的瓷碗搬到指定地点码好。

刚出窑的砂钵灼热烤脸,木槌敲击下粉尘四起,我人小力薄,一次拿不了太多,只能加快脚步往返搬运,不知出了多少汗,又很快就被烤干。

我特别打怵和吴师傅搭伙,他人高力大,脾气也不好,老是训斥我搬的太慢,当然,他有时也帮我搬几趟堆积起来的砂钵。

最难受的是后半夜的夜班,两、三点钟的时候困得我眼皮都睁不开,几乎是机械地迈着腿,一到工间休息时,我立刻就靠着砂钵垛睡着了。

就这样从春天一直干到初秋,我咬牙坚持下来了,觉得自己练出了红心,意志更坚定了。不过,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那以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干咳,后来吃了不少中草药才有所缓解。

这种劳动当然是没有报酬的。结束时,我兴高采烈地得到了一枚厂里出产的陶瓷领袖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