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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里的父亲

作者: 雨荷2011/12/27亲情文章

“丫头,不好了,你爸瘫倒了,以后这日子我还怎么过啊?”梦中的母亲痛哭流涕。我猛地一惊,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后脊梁一阵发冷,好似穿骨的冷风刺进骨髓来“哦,原来是一场恶梦,感谢苍天,多亏是一场梦!”我右手捂着胸口,长叹了一声。

我急急地摸起床头的手机,打开那个熟透于心的号码,却怎么也没有勇气按下那个绿键。一种莫明的怕,从父亲查出脑梗塞那天起,就一直萦绕于脑,潜藏于心,并时常走进我的梦里来。

抬眼望向窗外,已是深秋时节,地上落黄一片。小区里晨起的清洁工正把一堆堆的落叶扫进簸箕,装上垃圾车,不知将要运向何方。

已是秋凉,不会收拾自己的父亲还穿得那么少吗?每天晨起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父亲,您忘了没有?还有,定期去村卫生室测量血压,您按时去了吗?降血压的药您用完了没有?父亲啊,天冷了您可千万千万别冻着。到药店去看看吧,给父亲买两盒降血压的药。

我蹬上单车,朝街西头骑去。突然,一阵儿时就很熟悉又很不愿听到的唢呐声从街道的远处传来。蹬车的速度一下子降到了零,停下车来,真不想再往前走了。一阵莫名的寒意袭上心头。

晚秋时节,街道两旁的法桐树叶在秋风的淫威下纷纷夺枝而下,刷拉拉地刮过面颊、耳际,铺满树下。不经意地踏上去,鞋底便“簌簌”而响,再回首瞧时,叶络已碾然碎粉。

握着单车的手柄缓缓的朝前走去,唢呐的哀声顺着风劲越来越响地钻进耳朵来,唢呐声中隐约夹杂着撕心地哭喊声、嘈杂声。远远地望去,街边的一处人家,门口人头攒动,门前的法桐树下已成了纸花的海洋,白色的挽联在风中飘逸着。

我突然调转车头,改去其它的药店。正在此时,迎面走来两个西去奔丧的人。一个人说“两个月前我和陈老爷子还在一起下棋的呢,怎么人说没就没了?”另一个说“天气冷了,老年人体质弱,抗不住呀,老年人去世多在冷天。”我急急地摸起电话,使劲地按了一下那个绿键,我要立即知道父亲的情况,任何时候没有此时来得更迫切。

“是丫头啊,我很好,昨天骑着电动三轮车到镇医院做了检查,高压很正常,只是低压还有点低,医生说是降压药吃多了,要立即停药。”父亲的声音苍老而缓慢,音质明显弱于夏天的时候。

“爸爸,你身体这么差,怎么还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去镇上?听你说话的声音,你的精神比以前差多了,走路时腿脚还是没劲吗?头晕不晕啊?家里重点的活,你就叫哥哥或者侄子们去做吧,你不能做就不要硬撑着……”我急急地说着。

“你哥他们也在镇上上班,每天都很忙,不去打扰他们了,自己能做的事就尽量自己做吧。”父亲缓缓地说着。

我无力的挂了电话,强忍着泪水,仰头向树梢望去。突然,一枚落叶跌落到我的脸上,枯干的叶齿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划了一下,有点微微生疼。

父亲在六十年代的饥荒岁月里生养了大哥大姐;在接踵而来的文革岁月里生养了二姐三姐;在后来并不富裕的年代里生养了我和小弟。父亲的一生过得很苦,少年伤父,青年伤偶。当然,这种遭遇和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不可分割的。到我记事起,父亲已人到中年。在我印象中,父亲一生好像只忙两件事,那就是如何养家户口,如何为我们供书上学。在父亲的人生字典里,重来没有一个“闲”字,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拔着算盘为队里窑场代账。艰难的岁月终于苦尽甘来了,我们姐妹六个都过得很好了,父亲再不用为生计而奔波了,可以衣食无忧地安享晚年了,病魔找上门来了。

两年前,当医院盖着红章的诊断书上醒目地写着三个黑色的大字—“脑梗塞”我们都傻眼了。一种恐慌笼罩着我们全家。我和姐姐们每逢节假日都会回去看看父亲,给父亲买些穿的、吃的,陪父亲话话家常,除此之外,我们竟然不知道自己还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大包小包的营养品买回去,医生说高营养的东西要少吃。新衣新裤买回去,穿在父亲身上晃悠得厉害。年高体弱,连去个县城都觉得费劲。

背着父亲时,母亲的眼睛总是红红的。父亲呢,好像并不悲伤,每天清晨,迎着晨光,扫着一地的落叶。落叶上错综复杂的脉络,像极了父亲额头的皱纹,皱纹里经常是金光闪闪,阳光喜欢在那里安营扎寨。父亲试图把所有的哀怨清扫干净,只留给家人干净的院落,安逸的心情。

叮铃铃,叮铃铃——,行人清脆的车铃声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眼前。人生啊,生老病死,亘古不变的一个千古定律,无论你是惊才还是绝艳,都逃不过最终的宿命。只是父亲,父亲的一生太苦了,太亏了,青年时,生不逢时;年老时,时不我待。父亲为子女奉献了一生,到老了,却无孝子孝女侍奉左右。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看到父亲独自一人踽踽独行地行走在深秋的寒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