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好句子
倚栏轩 > 情感文章 > 情感故事 > 正文

放不下的头痛

作者: 一2011/12/09情感故事

我经常想起我的初中生活。

一直以来学习成绩优秀,同学的追捧和羡慕,老师的另眼相待,似乎都是顺理成章。

镇上只有一所中学,学校里只有一栋三层教学楼。初三时教室在二楼最西头。教室前面是一排水杉树,那时已经比我们手臂还粗,性急的已经窜到和三楼一般高。秋风渐凉时节,细细的树叶无声坠落。放学时明明打扫得很干净,第二天早起,地上又是薄薄一层。黄褐色的细小叶子,我狠狠地踩上去,却听不到期待中那种属于树林的沙沙声。

教室后面的空坪上是一排乒乓球台。水泥砌成,拿几块废砖在中间呈一字摆开,就是最简单实用的球网。教学楼西边是通往食堂的台阶。食堂前面有几个形状不一的小花坛,学校一位将要退休的老教师照管着。我经常看到他清瘦的身形,顶着一颗花白的头颅,在花坛里锄草。

初三的班主任是我们初二的数学老师,长得英俊帅气。语文老师貌不惊人,第一天上课时,黑板上几个遒劲有力的粉笔字,却令我们对他刮目相看。物理老师是外地人,我们经常在背地里学他说话,他好像不知道。有个个子小的男生,坐在第一组的第一个,剃了光头。上课时走了神,物理老师掷粉笔头,正好敲在他的光头上,“嘣”的一声,引得大家想笑,但是惧怕老师寒光四射的眼神,只好忍住。

初三时我们都要住校。学习我渐渐感到有点吃力。我一如既往地学习,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别人比我付出的努力多,好几次数学测验,我的分数都在下滑。晚上有三节晚自习,我也觉得力不从心,第三节课时忍不住要打瞌睡。如果是数学课,只好强睁着眼,毕竟是班主任的课。其他老师上课,怎么也赶不走瞌睡虫的侵扰。我常常讨好同桌,让她替我“把风”,我把书本竖直立在课桌上做伪装,自己趴在上面打瞌睡。可是有一次她也睡着了,班主任来放学时我们两个都还没醒。老师站在我背后大声叫我的名字,我猛然惊醒,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以为是在上课。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的脸上也挂着狡黠的忍俊不禁。我的脸上“轰”的一下,烧得发烫。

第一次统考成绩出来之前,心里忐忑不已。但是奇迹没有出现,我的数学没有及格。

对我来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数学一直是我的强项。尽管脸上装着不在乎的笑,其实心里已经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奇耻大辱。好像每个同学的笑容里都有嘲笑我的成分。看到老师们聚在一起说话,我怀疑他们一定在谈论我。失败的滋味,在一点点地啃噬我的自尊和骄傲。

数学老师找我谈心,说了很久,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在想这个周末回家应该怎么对父亲说,他早就知道我这个星期考试。

星期六下午回家后,我没有吃晚饭,早早蒙着被子睡了。母亲问我怎么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头痛。母亲伸出粗糙的手掌摸摸我的额头,说没有发烧啊。我推开她的手说别摸,痛得很。

我根本不知道病痛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知道我病了可以换取一些额外的照顾和娇宠。

父亲回来后顾不上吃饭,先看我的试卷。他站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卷子翻得哗哗作响,一言不发。我蒙着头,不敢看,但我想他一定铁青着脸,对我失望得很。

我小学三年级时有一次期末考试,语文打了八十分,回家后父亲拿着我的卷子边看边问,为什么考得这么差。因为那一学期语文老师家里有事,我们班的语文成绩都不太理想。我得意地说我是班上考得最好的,数学是九十几分。万万没想到父亲抡起巴掌给了我一耳光。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唯一一个耳光。当时我捂着火辣辣的脸,哭了整整半天。

母亲在厨房里唠叨着,时而走过来掀开我的被角,不停地摸我额头和后背,又大声叫父亲吃饭。也许是母亲的话起了作用,父亲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他蹲在门口抽了半晌烟,手里还拿着我的数学试卷。然后吩咐母亲带我去看病。

医生给我诊脉,又用手翻看我的眼脸,肯定地说我没什么问题。母亲不相信,一再强调说我头痛得很,昨天连晚饭也没有吃。医生很无奈,只好给我开了一瓶补脑汁。母亲千恩万谢,带着我回家了。

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补脑汁。那是一种像酱油一样的液体,装在输液瓶一样的瓶子里。头痛可以假装,吃药却没有办法假装。母亲坐在我的床边,把药液倒进白瓷调羹里,要喂我吃下去。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可耻,不禁忸怩起来,执意要自己喝,母亲只好小心翼翼地把盛满药液的调羹递给我。药有点凉,带着一股淡淡的甜,还不是太难喝。母亲坚持要我喝两调羹,我照做了。

下午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学校。把我送到校门口,一再叮嘱我要按时吃药。药瓶子就在我的书包里。上完一节晚自习,我拿出药瓶,没有调羹,直接用嘴喝了几口。正好班主任老师走进来,看见了,弯下腰问我怎么了,我怔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老师又拿起药瓶子看了看,说怎么头痛呢?是不是感冒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胡乱地点了一下头。老师又说多穿点衣服啊。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望窗外,已是深秋,灯光辉映下,依稀可见水杉直立的样子。那些细枝粗桠,都没入了黑夜中。

星期三吃晚饭时我发现母亲站在食堂门口,急切地朝学生队伍张望着,秋风撩起她额前的几缕乱发。她穿着厚厚的棉衣,腹部看起来鼓鼓的。看到我,她笑起来。我叫了一声妈,她伸手摩挲我的额头,问我头还痛吗?我没有出声,她也没有理会,解开棉衣下摆的两粒扣子。衣服里揣着家里的搪瓷缸,用干毛巾包了两层。一层层揭开毛巾,是一缸子还热乎乎的糯米饭。

母亲知道我爱吃糯米饭,里面还掺了腌菜和瘦肉。她两只手紧紧抱在前面,步行了五六里山路,送来我爱吃的东西。想到自己撒的谎,我突然想哭。我蹲在食堂门口,用筷子扒拉着搪瓷缸里的米饭,低着头,刘海垂着。夜色从四面八方涌来,母亲没有看见我的眼泪,她只是不停地叫我慢点吃,不要噎着。

晚上躺在寝室里,我没有参与她们的打闹。母亲一直还挂念着我头痛,我羞愧不已。我明白自己考试为什么没有考好,并不是像老师说的只是粗心大意。那些错题,我真的是没有学会。我想向其他的同学请教,可是一贯的优越感让我开不了口。辗转反侧,我平生第一次失眠。

体育老师尖利的哨声在寝室前面吹响时,我才发现寝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慌乱中我想起来,可是头抬不起来,昏昏沉沉,两侧的太阳穴像针扎过一样。

我真的头痛了。

打扫寝室的同学也走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远远地可以听见操场上体育老师有规律的哨声,然后是学生进教室,朗朗的读书声在校园里响起。孤独感适时地袭来,把我紧紧裹住。除了流泪,我找不出什么其它。

寝室外面响起了脚步声,还有说话声,一男一女,男声是我的班主任。他不方便进入女寝室,带来了学校一位女老师。那位女老师抚摸我的头,她的手很柔软,没有母亲手掌心里的老茧。迷迷糊糊中听到她对班主任说我在发烧。

在寝室躺了一个上午,感觉轻松了一些。同学给我端来午饭,我突然有了胃口,吃了不少。下午回到教室,老师微笑着问我可有好一点,我说好多了。下午三节课,我的脑海里全是母亲端着的糯米饭,很想回家。下课后给老师请假,老师没有允许。

回到教室我又哭了。老师的宿舍就在两个教室中间,如果我要回家,一定要从老师门前经过,老师看得见。我在座位上实在坐不住了,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走廊上人很少,同学们都还在食堂吃饭。西边是台阶,上去是花坛和食堂,它们和教学楼的二楼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和我们教室的直线距离,不到三米。一个念头从脑海里闪过,我没有再想,爬上楼梯栏杆,向着花坛的方向跳了下去。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做了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如果稍有不慎,不仅仅受伤的是我,还要伤害爱着我的父母和老师。幸好那次我落在了花坛里,只是跌了一个跟头,头部擦破了一点点皮。

我踏着暮色,连走带跑,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问我吃饭没有,忙着涮锅给我炒饭。吃饭时父亲回来了,问我有没有给老师请假。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父亲听罢,很严厉地说吃完饭马上送我回学校去。

我坐在灶前吃饭,眼睛盯着灶膛,火苗一点点地变得模糊,泪珠子一直滴落在饭碗里。后来我甚至吞不下饭了,喉咙里哽咽着。我不想哭出声,不想让父亲看到我哭的样子。

饭还没有吃完,父亲被隔壁家的大伯叫走了,母亲忙着给猪喂食。家里除了我,只剩下黄得有几分黯淡的灯光。我趁着母亲不注意,走出了家门。

那天晚上有一弯细细的月,纤弱地挂在灰暗的夜空。算不上伸手不见五指,路上迎面而来的人,只看得见一个模糊的人影。走出了家门,我要朝那里走呢?我没有方向。去外婆家,是好几里远的山路,白天一个人走都有一点胆怯,我没有勇气。我在夜色中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漫无目的。

走了不知道有多久,我听见身后有人呼唤我的名字。那是父亲的声音。我停下来看看四周,才发现自己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近,我突然疯了一样跑起来。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跑,我只想不听见那个焦急的声音。

跑到校门口,遇上好几个走读生。正好赶上学校下晚自习,看看我熟悉的那个教室,灯火辉煌,我们班还没有下课。我不敢回教室,走到教学楼下,躲在水杉树下。一楼的教室里已经没有了灯光,走廊上也没有路灯,不会有人发现我。

站在靠西边最后一棵水杉树下,我们教室里的灯光,泻下来一点点,洒在我脚边。教室里没有人读书,老师在说话,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跑得气喘吁吁,后背已经出汗,贴身的衣物已经湿透,黏在后背上,一阵阵发凉。

不一会儿我们班也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鱼,从教室里流出,从我身边经过。我混进了她们中间,进了寝室。有人问我做什么去了,我一言不发,默默躺下,泪水又一次倾巢而出。

寝室里刚刚熄灯,班主任来到寝室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我没有出声,寝室长大声回答说我已经睡了。我又听见他在和另一个男人说话,那是我父亲的声音。

我的泪水已经如潮。

第二天清早我头痛欲裂,还是起床去上早自习。秋末冬初,五六点钟天还没亮。雾像一块没有边际的幕布,罩在校园里。做完早操,每个人头发上都是一层细细的小水珠。

我坐在教室里打开书,一篇课文只读了一半,后面的同学用手拉我的衣服。我回头一看,父亲站在教室的后门口。

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父亲那个身影。他的额上和头发上全是湿的,穿着一件旧了的棉袄,连罩衣也没有套上。衣襟敞开着,袖口露出一些发黄的棉絮。虽然家境不太宽裕,但是父亲对穿着还是比较在意的,每次出门都会穿得整整齐齐。棉袄上一定要套上罩衣。这是父亲在家时才穿的一件旧棉袄。

我坐在座位上没有动,眼泪扑簌簌地又淌下来。父亲连声对老师说我的头痛还没有痊愈,要给我请假,带我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

医生给我检查,说我感冒了。父亲问医生我为什么总是头痛呢?医生说可能是学习紧张用脑过度吧,要注意休息,多散散心。父亲说给开点补脑子的药吧,孩子读书也累。医生开了两瓶药,还是补脑汁。

我输完液,父亲带我去镇上的小餐馆,点了一碗馄饨。我吃,他看着我。吃完了,又驮着我去学校。有一个上坡路,我要下来,父亲说不了,低下头,弯了腰,使劲地踩着。上坡了,他气喘吁吁,就像前一天晚上奔跑后的我。

我的泪水又一次涌下来。

父亲每天上午都会来学校,用自行车载我去卫生院输液。两个星期以后我才彻底痊愈,不再咳嗽发烧,也不再头痛。我发现父亲不再过多问我的成绩,和我说话越来越少,每一次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

我有点沮丧,上晚自习不再打瞌睡了,可是数学测验的分数还是不见提高。周六回家,父亲来校门口接我,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说话。星期日早上,看到他蹲在门前抽烟,淡蓝色的烟雾左摇右摆。父亲一连串的咳嗽,打破了我和他之间的沉默。

我看得出那时父亲和我一样沮丧,我也知道他沮丧的缘由,是我。

父亲一直坚持让我喝补脑汁,一直到期末。那些酱色的液体,喝得久了,闻起来有一股铁锈的味道。那次期末考试,数学上了红分,虽然没有以往的辉煌,但是我被磨蚀的自尊,终于拾回了一点点。

水杉树枝头泛绿的日子,学校组织老师去桃花源旅游,还发动了一些家境尚好的学生。虽然心向往之,但我知道家里拮据。几十元钱,当时需要卖掉家里好几只鸡才行。

我一直不清楚父亲是怎么知道旅游那回事的。他在临出发前星期五晚上,来到学校,当着我的面,把一叠十元五元一元的钞票,清点好了,交到老师手里。还一再恳求老师带我去,说我头痛,医生说是学习压力大了,需要散散心。

那一年桃花源的桃花开得真艳,漫山遍野,红的粉的白的,单瓣的重瓣的。像一场桃花雨,在三月的阳光里下得沸沸扬扬。

那一年我也不再头痛,顺利通过中考,考上了中专,数学考了一百多分。我的初中生活,差一点捉襟见肘,最后还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只是那一场头痛,让我有了一些放不下。这些放不下的记忆,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