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故事

当年故事（精选7篇）

岁月如歌

文/张礼寿

那是解放初期1951年的6月初，在文山县城南桥外的大兴寺（庙）里汇集了一些十几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女（当时我15岁），他们都是当时文山专署卫生科从辖区8县招考和文山军分区选送来“文山专区初级卫生干部培训班”的学员，约百人，分为三个中队。

在简陋的大庙里用土坯搭上木板作课桌，学员们专心听取由省派来的第七、八两个医疗队的医师们讲授基础医药卫生知识和业务技术。半年后，学员们成为专署政府培训的第一批卫生技术骨干队伍，分赴各县肩负起创建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卫生宣传、防病治病和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的责任。

解放初期，农村卫生条件很差，普遍无医无药，加之封建迷信活动，疟疾、痢疾和麻疹等传染病和地方病常年流行，严重危害人民生产生活。为防病治病，学员们身背药箱跋山涉水，顶烈日冒严寒，风里来雨里去巡回在壮乡苗岭，送医送药上门为群众服务。在那民谣：“八布两条河，不是寡公是寡婆”“若要下剥隘，先把老婆卖”“若要到板蚌，先把灵牌供”的瘴疠之区，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几乎都留有这些队员们的足迹……

在党和各级政府领导下，学员们长期坚持在贫困山区辛勤工作。为实现基本消灭疟疾、痢疾、麻疹等传染病和地方病，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宝贵生命。

2001年6月6日是“卫生班”开班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年的学员们从四面八方又汇集到大兴寺（今州医院），参加“卫训班开班五十周年座谈会”。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如今已是年过花甲步入古稀，雨雪冰霜染白头。大家相见寒暄、问候、欢声笑语、掌声不断，当年同窗情景历历在目……

一别经年，你我如初

文/秋天的阳光

一个人看透人世间是荒凉彻骨的，看清人生是满目疮疤的，如果心底间还有永远在的善良和温暖，她一步步走下去，看到的风景仍然是明亮的。　　　　

——雪小禅

芳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写日记。喧闹了一天，终于静了下来，最适合写写日记，梳理思绪。

我没想到是她，因为我们大约有十三四年没见了，虽然我的手机号一直没变，但她的手机号却变了两次，所以虽然两村隔着五六里地，但我们两个，还是像断线的风筝失去了联系。

一别多年，几乎没有音信，所以我们两个四十岁和五十岁的女子，在电话都惹不住大呼小叫，为我们中间隔了那些许久的光阴。没想到，她竟然在我们村的幼儿园当老师，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很有点“咫尺天涯”的感觉。

电话打通，我们絮絮叨叨说了很久，那些往事便如雪片边翩然而来……

一九九六年，她因为民办教师的证书问题，刚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下来，十年的教师生涯宣告结束。我和芳都是很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所以惺惺相惜，相差十一岁的我们成为知己好友。经常凑在一起谈论文学话题，并且相约一起骑着自行车跑明水，去文联投稿，到处求教。每次来回八十多里地，虽然辛苦，但仍然乐此不疲。

后为，通过她，我知道了自学考试，并且下定决心开始报名学习。关于这段经历，我曾经在一篇名为《一生中总有这样一个人》的文章中提到过：

一位曾经做过十年教师的朋友芳，芳见梅有上进的心和愿望，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以后，芳一语定乾坤的说，依你的学习精神，可以试试自考！“自考？”梅很茫然，什么是自考，什么样的人才能报考呢？芳笑着说，就像你这样的人，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啊。

在这篇文章中，芳就是她，梅就是我。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个芳字，为了区别，我把自己改叫了梅。正因为有芳当年的指点，我从此踏上了自考的路。中间停顿了四五年，前后一考十年，最后终于拿下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科和本科证书。我常想：如果当年没有芳的指点，我如何能认识自考，如何走进报社，如何从事作文教学，如何创办章丘市小作家协会——当年她的指点，对我来说，是真正的指点迷津。如果说一生中总有这样一个人的话，那芳无疑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我终于找到你了，再不会让你跑掉！”芳笑呵呵地说着，让我记下她的球球号，微信号。听她这样说，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她的话，何尝不是我正想说的呢。她还是那样乐观，虽然她十多年前曾经得过重病，在省立医院昏迷了二十多天，但从她的声音里，我完全听不出当年的阴影。“我算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感恩地活着。老公在中学当老师，女儿在上海工作，儿子在章丘四中实验班读高三，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是啊，一切都是那样美好，让我们一起好好地活着，感恩地活着。就像雪小禅说的：“如果心底间还有永远在的善良和温暖，她一步步走下去，看到的风景仍然是明亮的。”

当年一元钱

文/李晓

我老家的一个老板，是我发小，前不久患癌症死了，他给亲人最后留下的遗言是，58……这不是电话号码，这是他那些银行存折的密码。

这个老板，当年也是穷得叮当响，少年时就出门闯荡，挣下了数千万的家产。没料人到中年，一场埋伏的大病夺走了他的命。我去病房探望他时，他用枯瘦的手抓住我，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对我说，他最不放心的，还是那些钱，所以他一直没把银行存折密码告诉给虎视眈眈他的钱财的亲人。果然，在他的灵堂，亲人们便为分割他的遗产闹得硝烟四起了。

我想起他少年时，和我一样，手里一旦有了一元钱，就兴高采烈的样子。而今，我也守着我的钱财，欲望把我整天的日子撑得很紧张，可心里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寡淡了。我怀念那些年里，1元钱给我带来的简单快乐。

那些年，也就是三十多年前。那些年，我手头一旦有了一元钱，俨然阔得成了一个富翁似的，幸福是那么容易降临到我心中。

我父亲那些年还在城里机关做秘书，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好像是村里唯一用钱包装钱的人。村里人大多是把钱放在衣裳口袋里，或者像我母亲那样，用一张手帕，把钱缠了一圈又一圈。还有村里的王大爷他们那种老年人，把钱缠在头帕里，一旦用钱，把头帕解下来，那裹了一层又一层的钱，带着浓浓的汗味。村里人一辈子，就是在土里刨食，梦想在土里刨出钱来。那些年我在杂草丛生的乡间小学读书，一旦我期末考试成绩突破了九十分，父亲就掏出钱夹子，大大方方地摸出一元钱说：“来，娃娃，爸爸奖励你！”我兴奋得鸟儿一样要在山梁上飞起来。要知道，那些年我父亲的月工资也就四十多元。

我跟随母亲去乡里赶集，瘦小的母亲担着一担自留地里的大白菜去卖，大白菜每斤二分钱，母亲在乡场上吆喝了一天，卖完了一担白菜，也就收入两元钱。母亲有时把鸡窝里刚下的蛋拿到集市上去卖，价格是六分钱一个。尽管家里喂了几只鸡，但一年之中，母亲吃的鸡蛋，不超过十个。我的学费，就是母亲卖大白菜卖鸡蛋换来的。顺便唠叨一下那些年的物价：大米价格是每斤一毛四（要粮票），每斤猪肉七毛六，馒头三分钱一个，软糖一分钱可以买两颗……

我手头一旦有了一元钱，整天把钱捂在口袋里怕飞走了，有一种现在中了大奖的惊惶感。我把一元钱换成分币、角币，喜悦感就会增强。像一个城市的财政管家一样，我整天在盘算琢磨着一元钱如何花费。绝大多数时候，我就是捂着口袋里的一元钱，往乡里供销社飞奔而去，我首先买一本新来的《岳飞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小人书，一般一册是两个馒头的价格。我买了小人书，就去热气腾腾的馒头店里买一个馒头，然后蹲在公社旁边的院子里，靠在篮球架上边看书边吃馒头。有一回，我还碰到了公社向书记，他拍着巴掌大声喊我：“娃子，你在这里偷嘴啊！”我不好意思地把馒头掰了一块递给他说：“向叔叔，你也尝尝。”向叔叔没要，他大步冲向公社食堂，给我拿出来两个又白又大的馒头，说：“快拿回家，给***也吃吃。”我才知道，向叔叔这样的干部，每天可以在公社食堂吃上馒头的。

有一年春节前，父亲又重奖了我一元钱。那天，我正手捂着衣袋里的钱，母亲哭着回来了，原来母亲上午去乡里卖鸡蛋后，丢了一元钱。母亲伤心地流着泪，我望着母亲，掏出衣袋里的一元钱说：“妈，给你！”母亲一把搂我入怀，哭出了声：“娃，你好好读书，长大后按月领工资！”

岁月流转，我也人到中年，我的钱也许会越来越多，可我心里的幸福感呢，会越来越充盈越来越饱满吗？

当年我的寒暑假

文/贾定富

现在的小孩假期生活丰富多彩，学习娱乐两不误，我的外孙也不例外，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可当年我像他们这样大的时候，寒暑假的生活没法和他们比，除了完成作业，家庭劳动是必修课，得想办法挣点钱贴补家用。

我在上小学时，家境困难，父亲去世早，只靠母亲一人工资养活全家，很不容易。平常放学后加星期天，尤其到了寒暑假，我们姐弟三人在家要糊火柴盒，这是硬任务。姐姐带着我们干，呆板的重复劳动让我们感到枯燥无味，但谁也没怨言，因为是为我们自己忙，赚点钱贴补家用。有时我们兄弟俩忍不住要打瞌睡，姐姐总会说点笑话给我们提神。姐姐比我们辛苦，她还要纳鞋底（外加工），后来为了成全我们兄弟上学就辍学外出打零工了，这成了我们一辈子的痛。

我小学四、五年级时，每到暑假，就去母亲所在百货店的门口卖茶。我家住在小码头，母亲在小码头铁道口百货店工作。百货店门前的新河路是当年轮船码头通往火车站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旅客都从这里经过。每天我们烧好水，灌好几个水瓶，在百货店门口放一张小方桌，放上多个玻璃水杯，倒上已浸泡好的茶叶水，盖好玻璃片，这一套程序很简单。照顾我生意的主要是过路的旅客，还有一些从事重体力的劳动者。我有时坐在那里还会吆喝几句“童叟无欺”。卖茶是薄利多销，一个暑假下来，挣点书费、学费不成问题。今天外孙问我：“外公你那时觉得难为情吗？”我当年真的没想过这问题，也从没有人问过，靠自己劳动挣钱光荣。那时更没有人笑过和瞧不起我，社会风气很淳朴。我倒常常听到有大人夸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几十年过去了，每到寒暑假都能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成长都有一定的帮助。现在的孩子忙着上各种培训班，也有苦恼、有压力，我能理解。不过，我总觉得今天的孩子缺少了些什么。我认为让孩子们接受点劳动锻炼，尤其是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做一些家务事，还是很有必要的。

只为当年那一事

文/孙学性

敲开景春入住的宾馆房门时，只见他犹豫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呀，你是哪个队的？你叫啥？”我一愣，恨不得给他一拳。上午在公园聚会时说得那么热闹，结果竟然不知道我是谁？又一想，也难怪，我与他已分别近40年。他的变化不大，只是身材有点发福；而我已从小伙子变成头发稀疏的老人。当我报出姓名后，他“哎呀”一声，与我紧紧握手。

从2015年开始，每年5月5日上午，曾经在煤矿奋斗了几十年的矿工、退休前后陆续回到家乡天津养老的知青工友们，都会在长虹公园西门内小广场聚会。前几次聚会，参与者基本都是天津知青工友，后来落户到当年煤矿所在地邯郸及各地的工友们闻讯后，也都在这天赶来天津与分别多年的工友们相会。景春就是特意从邯郸赶到天津来参加见面活动的。

景春是河北省高邑人，当年我与他同在矿建二工区。他是技术员，我是宣传员，接触并不多。在小广场的人群中，我一眼就认出了景春，我俩紧紧握手，共同回忆当年的煤矿往事。聊起当年的工友小郭在施工中不幸遇难的往事时，我们都心痛不已。

事故发生当天，井下回风巷道突然发生片帮，一块两米长、半米宽的巨石脱落。紧急时刻小郭推开身边的工友，自己却被巨石压在下面。当景春与工友们把小郭从巨石下救出时，小郭已经没了生命体征。看着满脸污迹的小郭，景春叫人取来清水，为逝去生命的好伙伴擦去了面庞的污迹。景春回忆到这里，满怀深情地说，小郭虽然已经离去，他的人格应该得到尊重。

我想起自己当时与工区领导们在井口肃立，迎接工友们用风筒布抬着小郭升井，注意到小郭的面颊很干净，不像其他工友那样满脸黝黑。今天才知道，当时是景春为小郭擦洗了面庞。猛然间，我对景春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盛情款待这位令人敬重的工友，遂与景春约定，晚上到他下榻宾馆附近的饭店为他接风。于是发生了开篇的一幕。

景春回邯郸后发来微信，对我的款待表示感谢。他逢人就说，当年的小孙今天的老孙如何讲义气，如何不忘友情。其实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源自当年他对小郭遇难后的尊重。

当年“谢师宴”

文/丁维香

1979年我考上大学，高兴之余，全家人商量着决定请老师们吃一顿饭，表达对老师的感谢之情。

我就读的是一所农村“带帽”中学，学校条件虽一般，但老师们敬业、努力，且因为我是“尖子生”，老师们对我寄予厚望，更是关爱有加，我们全家人都一直心存感激。

日子定下来，全家人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了。那时没有去饭店吃饭的习惯，再加上条件有限，所以就在家自己忙。请客吃饭是一件大事，而且是感谢老师的，自然是要像点样子。首先是香烟和酒，大前门香烟、洋河酒在那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高大上”了，但都是紧俏物资，很难买。好在大哥在供销社工作，好不容易买到一条大前门和两瓶洋河。大哥把烟和酒装在一个黑革包里叫我拿回家，我提着包一路晃荡着走七八里地到家交给母亲。母亲说怎么这么浓的酒味，赶紧打开包一看，原来是酒瓶子倒在香烟上，瓶盖处包装不严实，酒漏出来，不仅酒漏了半瓶，更糟糕的是整条香烟都湿了。我当时人都吓傻了，怪自己太大意。后来，大哥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人，重买了香烟和酒，总算没误了请客的大事。

做菜难不倒母亲，可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肉鱼蛋等都不好买，母亲早几天就跟捞鱼的说好了，把鱼给我们家留着；家里的鸡生的蛋攒着，怕不够又跑了半个生产队买了鸡和蛋……备足了食材，母亲才松了口气。197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蛙鸣四野，乡村的夜一片漆黑，我家灯火通明，欢声笑语，没有山珍海味，却也色香味俱全，看得出我们全家人是用了心的。其实，老师们在乎的也不是吃喝，而是学生和家长对他们的尊重和肯定。我考上大学，他们的喜悦和自豪不亚于我的家人。那天晚上，我一一给老师们敬酒，感谢校长对我的谆谆教诲、感谢语文老师对我的热情鼓励、感谢数学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我知道，师恩深厚又岂是一杯酒、一顿饭能感谢得了的。认真做人、努力做事、贡献社会，才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和回报。

有朋 自远方来

文/王南昌

日前，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在古城镇江，我意外接待了来自云南的老同事老朱。离别几十年后俩人相见相拥，说不完、道不尽的人世间沧桑巨变。

老朱是我当年作业小组里的工人。他是傈僳族人，皮肤黑且粗壮结实，曾在部队里当过兵。上世纪60年代，云南省要选调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工人，老朱被招工后进入我的作业组担任测工。由于老朱有小学文化算是“知识分子”，且在部队当过几年兵，会说简单汉语，见多识广，头脑活络，稍经点拨，便很快胜任测量工人的工作。当年转正定级时，一般人都只能定二级工，但在我的力主下，老朱破例被定为三级工。要知道，当年测工的最高级别是四级工，一般要工作二、三十年才能定成四级。倘到四级以后往上升，必须要转成技术级才行。老朱一下子被定成三级，开创了先例。

老朱人极聪明，跟我在山上工作时，教我认识了不少中草药，成为我们的义务保健医生。大伙有什么病，他用中草药给治疗，效果极好。其中有名贵中药材“重楼”，又称“七叶一枝花”，用来治疗跌打损伤有特效，是云南白药的主要成分之一，还有红参、贝母等，更有在海拔四、五千米雪线以上的山坡上长的中药材“雪上一枝嵩”，是一种剧毒药，云南本地人称“三转半”，意即该药在磨三转半，其药性可能毒死一条人命。但用该药泡酒、外用治风湿效果好。由于该药毒性极强，一般人不敢轻易用。当年我从云南调镇江时，我叫老朱专门挖了一包“雪上一枝嵩”给我，晒干后带回江苏。后因我胆小怕事，怕保管不善，弄出事来，便将此花丢弃在公厕粪坑中，现今觉得怪可惜的。因为日前看央视的《长江行》纪录片，看到云南各地原先很多的“重楼”等名贵药材已难觅野生踪影，只有少量人工栽培，价格也达几百几千元一斤。

我带老朱游览了镇江的三山等风景区，他很高兴激动。说今年已80岁，老伴去世后感到了孤独，想到沿海来看看世界，趁现在身体还能行动，便联系了当年调到上海、南京等地的老同事们。老朱说，他这一辈子跟着我跑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吃了不少苦，流了许多汗甚至许多血，能活到现在挺幸运。日前去昆明寻访当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们，十之八九均已过世，突然有一种人生苦短的感觉。但让他欣慰的是，老家怒江州的泸水、福贡、贡山、兰坪等县都脱贫了，独龙江、怒江上修了不少水泥桥，取代了溜索。比起我们当年在那儿工作时的艰苦与不便，可算是今非昔比了。

在夕阳的余晖下，我把老朱送上了西去的动车，他还要去寻访几个城市的老同事，去感受长三角的美丽与多姿。

祝福你，老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