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点长

前几天，我回到村庄歇息。太阳出来时就闲步溜达，跟着太阳，走我熟悉的道。牛儿拴在木桩上，慢悠悠地嚼苞米秸，花猪躺在圈里，大肚皮摊着，懒洋洋地哼哼。东张西望，难得看到人影子，完全是生面孔，搜刮着依稀的印象，一片茫然。

我从后趟房子一直往西走，右边是土豆地，秋天收完土豆，三齿挠子耙平了垄沟，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就妆成了天然的画布。风掠过脸颊，我早忘记了寒冷，欣喜地猜想那些脚印：驴子的脚丫小巧，一踮一踮地，斜斜地穿过，像是追着伴儿，柔和地呼唤呢。那几串是猪的，瞧它们，喝醉了一样，晃悠悠地拱着，带出一抹抹嘴巴子的影。还有狐狸的，这些精灵般翘蹄子的痕迹，快得眼神跟不上，倏忽地逃了。那个青年点里就经常惹来狐狸骚扰，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聚在那里，哭笑着，歌唱着，在岁月里走远了。他们的点长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难忘自己的第一个老师，想起她，我就有向前冲的感觉，好像她在那站着，我要不跑着过去，就不敬啊。脚下的雪被踩得咔嚓咔嚓响，走一截路，才慢下来。记忆里，村子西头是小学校，小学校前边对着大队部，大队部又矮又小，房顶苫着黄黄的蒲草，大山连着泥烟囱，和住家户没区别。旁边赫然接着一溜红砖瓦房，十几间，竖着五个明晃晃炉筒子烟囱，是当时村里最好的房子。我走热了，怎么碰不到孩子呢，小时候，在这样的冬天里，总会有一伙孩子，三五十个或者二十来个，甩着鼻涕，扬着冻红的小手，呼朋引伴，嗷嗷喊叫着，从东屯窜到西屯，一路上佯装鬼子和八路军，打打杀杀，汗水横流，哪还有冷的意识？现在的村庄静悄悄的。我绕过一面砖墙，是小学校的大门，学生放寒假了，校门紧闭，没一个人影。又接着绕，围着小学校走大半圈，到大队部了。白泥抹面的铁皮盖砖房子，在雪地映照下，亮得刺眼睛。大窗玻璃对面是成片的粮田，没了青年点了，连一块砖头都不见了。一垄垄苞米根子从雪里扎出来，整整齐齐地延伸着，直通大片的田野，风卷着雪粒子撒欢地跑，田野在视线里匍匐着，天边处星星点点，有模糊的树和房盖儿，那是另一个村庄了。

我向前丈量着脚步，走进雪地，只有我的一串脚印。这该是麦草垛的地方，那里是一大堆马粪，还有个大猪圈在南壕沟那里。我去西村供销社给妈妈买咸盐，背着白面袋子，里面装了五斤的样子。中午时，走到这里，走累了，放下面袋子，抹着汗水。那个麦草垛很高，像一个金色的窝头，风一吹，就飘来麦子香味。我拽着面袋子向麦垛靠近，刚坐下来，就从屋里出来一个好看的、大眼睛姑娘，我连忙怯怯地站起来。她操着怪怪的口音，温和地问我叫什么名字，上学没有？我害羞地低头，不敢出声，看见自己劳动布的裤子膝盖处漏了个大洞。那些男青年和女青年纷纷出来了，都称呼她高点长。那年秋天，我被送到生产队的大屋子里上学，几块长木板子垫起来，几个长条板凳，挤了三十多个像我一样大的孩子，老师一进屋，我就认出来了，是那个高点长！她在木头面黑板上写字，举着手臂，抑扬顿挫地读着：“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我喜欢看她，脸总是红红的，生气时大眼睛像在笑，一点不吓人。我把字写得歪歪扭扭，弄得手指肚沾满铅笔沫子，黑亮黑亮的。她就把着我的手，顺着她的劲儿挪动铅笔，她的手热乎乎的。原来学习这么好啊，得好好学呀！那个时候爱做的事情，这么多年都没改变。

高点长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就召集了许多社员，讲夜课。爸爸妈妈时常去听课，回来就说点长讲得好，句句是道理，我听了他们的夸奖，高兴得手舞足蹈。那时，上课的地方离青年点很近，一有课间或放假的时候，我们就跑去老师的宿舍玩。那房子里有两张大通铺，男的一张在东屋，女的一张在西屋，挨排的行李和小架子。中间是灶房，十几印的大锅，木头锅盖上钉上了拐弯的木头把，拎起来时像大磨盘。烧起火来轰隆隆穿过东西屋的火龙炕，那些大通铺就搭在火龙炕上，一端拿砖或土坯垫上。吃饭时，木板并凑的大桌子坐一圈人，高点长---我们的老师总是张张罗罗最后吃饭。由于高点长领着那群知识青年不断地帮助社员们学习，积极参加地里劳动，宣传党的理论和国家政策，青年点和村里人民群众关系融洽，社员们都称高老师是红点长。

后来才知道，红点长---我们的高老师是上海人。她一直教完我们三年级，才最后返回上海。

我站在雪地里，走不出记忆的情景，风过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