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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生活

作者: 文生2020/12/09经典散文

老文睡到自然醒,又懒了一会儿床,然后抖着身子,披上衣服,下地捅开火,又躺到被子里,等家里暖和了,才真正穿上衣服下地,坐上锅,准备做简单的早饭——玉米面煮红薯、蒸馒就咸菜。

老文打开屋门,进了院子,走到鸡舍前,打开鸡舍门,十几只鸡跑出来在院里乱跑,接着老文撒上鸡食,这些鸡就欢快的叨起来。不远处响起狗叫声,老文不由想起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美好理想世界。

村里大小谷院的老房子,都有上百年历史了,现在是十之二三才有人住,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能种地的还在种地,平时少不了互相借些工具,有了新鲜东西,按老习惯,互相送些尝尝,比如新玉米、新红薯之类。

老文吃了早饭,看天不借,想出去和老头儿们在大太阳底下聊聊天。年纪大了,喜欢扎堆晒太阳,交流一下什么。虽然,他喜欢谈历史,但也是要听别人东家长西家短、发牢骚骂人,这样才不至于与村里人和事隔离的太远。

只是太阳看起来好好的,一出门发现刮着一些风,有道是不怕气温底,就怕刮风,于是老文就打消了出去的想法,回到屋里想事。

老文继续想老子的话。老子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子当时的“小国寡民”,放到现在,想来顶多就是几千人规模,而村北面老铁路沿线东西的几个村,户籍上的人口都是一、二千甚至更多,但大多在外讨生活,平时村里是些老弱病残。每个村之间,人们就是过着鸡犬之声相闻的日子,只有在办红白事时,不同村的人才有了交往。相互往来少,人们的思想就保守。

老文透过窗户看到以前家里养牛的西屋,西屋早就闲置了。他老子以前养过牛,后来就不养了。养只牛太费人工,每天夜里都要起几回夜给牛添草,每年只种一亩三分地,实在不划算。

现在也没几个人会用牛种地了,人们喜欢用拖拉机耕地,那玩意儿平时不用人看管,用时灌上油就中。

同样是一块地,比如说铁路边上的三十亩地,生产队时用牛种地,分了地后,有的地块反而用人力耕种了。地是好地,谁也不愿意和人家调整,整不成大块地,地零零块块的好多年了,这些小块地现在人们是用钱雇人开小拖种了,因为人工种地实在太累,不养牛了,也没必要养小拖,不如打工挣钱,用挣来的钱雇人耕种,老文就是这样种地的。

村里老早以前,也没多少人家养牛,也就没有多少牛车,种地靠人工。养牛、养车交的税费多,除非你是有权势的人家,能将不合理的税费逃掉。

石林黑塔村的老房子,和许多传统农村一样,巷道很窄,能走牛就不错了,老式的牛车都进不去,现在只能走人力车,所以现在有大车的人家,一般不在大小谷院里住。

种地的方式自黄帝以来,并没有多大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就是让地更加辛苦。明代玉米引进来后,这里的好地就一年两熟了。土地辛苦,以前人们是上农家肥补偿,现在是一昧的上化肥索取。地少人多,人又死死拴在地上,“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分地后有的人家弃牛而人工种地,“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重农轻商也是对人们的交流给予极大的限制。

老子的理想社会,其实是个停滞的社会,于是老文想起斯塔玛尼亚现象。

大约一万年前,冰河期结束,海平面大幅度上升,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形成了巴斯海峡,大约4000多以狩猎为生的塔斯马尼亚人,从此生活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当欧洲人十七世纪登上塔斯马尼亚岛时,塔斯马尼亚人是一群披着整块动物皮毛,连原始的兽皮衣服都没有的人群,他们不会捕鱼,只从事最基本的捕猎活动,使用最原始的粗糙石器。欧洲人一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人类族群,但随后的考古发掘,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考古发现,塔斯马尼亚人一开始拥有先进的狩猎、捕鱼技术,有各种各样的石器和骨器,如用来缝制衣服的骨针。

岛上良好的自然资源,不用担心他族过来掠抢,于是塔斯马尼亚人对于一些技术的需求并不强烈,开始慢慢的丢失自己掌握的技术,失去自己的文明。公元前1500年左右,捕鱼的技术消失了,紧接着骨器也消失,……,最终会失去最重要的技能——生火。

这种因为社会间交流被封闭,社会规模无法承载文明与技术的传承,造成社会文明退化现象,叫做“塔斯马尼亚岛效应”。

这个现象在塔斯马尼亚岛周围的几个较小的岛上也发生了,这些无人岛后来被证明都曾经有人类居住,族群规模大概是400人左右,比塔斯马尼亚更快的失去文化和技术,最终灭亡。

说塔斯马尼亚人在欧洲人的屠杀下灭绝了,是将问题简单化了。

人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圈子”里,一旦小圈子里的人群将自己与外界的交流阻断,塔斯马尼亚岛效应就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发生。例如“读书无用论”……

对于单个人来说,如果小时候没有养成劳动习惯的话,基本上就是养废了,极端的例子是杨锁。杨锁因为从小被娇生惯养而懒惰成性。8岁时,父母出门时还把他用担子挑着,不让他走路。父母先后去世后,他生活不能自理,也不愿打工,平时靠要饭为生,有时村里的人送给他点肉、菜,他就是放臭了、放烂了,也不做煮成饭吃。冬天为了取暖,杨锁把家里能烧的东西都烧了,连床也烧了。杨锁解大小手都懒得出门,在堂屋地下方便后用土一埋就完事了。就这样,一个二十来岁的四肢健全的大小伙子,竟然活活冻、饿死在家中,是传说中的脖子上挂着大饼子只咬嘴边而饿死的现实版。

老文当年在村北的中学上学时,学过《桃花源记》,按要求背下来,于今大部分已遗忘,但还记着一些。现在想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可以看作是塔斯马尼亚现象。陶渊明文人的敏感使他认识到,《桃花源记》中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世外桃源,只能存在于幻想中,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的,他本人就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礼记·礼运篇》说:要建立“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社会。孟子对此具体化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别说那时,就是当前,每个农民分到手的地实在太少,这里平均每人只有一两亩地。一两亩在能打多少粮食?能换成多少钱?凭这过小康生活?绝大多数人还得出去打工。

世外并非人类的桃园,而是人类文明的灾难。

人类要生存、要延续,不能没有一定的规模,也不能缺乏交流。

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长,靠的就是人多力量大,也就是靠群体的力量。

群体要发挥作用,就要有一定的秩序。老文想起荀子对群、分关系有议论,于是在手机上查荀子的资料。

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合,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荀子的“分”,应该是分等级的意思。“分”的根据是“礼义”,“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荀子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是不符合礼的要求并同礼相悖的,要通过“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至刑罚以禁之。”达到“化性起伪”,去“恶”从“善”。

荀子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这是因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治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人类在于能群。如何群,在于如何分,分在于礼,就是制定社会秩序。

老文想:“三代”是分封,社会秩序靠讲礼治,但礼治不能防止分封国坐大,于是各国连年混战,民生自然困苦。

秦以后是郡县,社会秩序靠专制,但不能遏制官吏腐败,又多次败于游牧民族,于是历史循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后亦不能克所谓工业文明国家。

现在,社会秩序靠法治。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今世界如春秋战国,这就要求我们能连续推出优秀领导人,对内坚持改革、发展经济、聚凝共识、打击腐败:对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秦国地理位置并不好,但在列国纷争中能笑到最后,靠的就是能连续推出优秀的领导人,特别的商鞅后历代君主坚持变法成果,对外是远交近攻,分化瓦解。

美好日子是以经济繁荣为基础的,现在上上下下,那怕一个村,搞的好,都离不开有一个好班子。

领导人的产生,尽管数千年来封建专制社会最高权力是父子相传,也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所认同,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推崇的即是“三代”之考察、选贤、禅让,这些人必须能解决时代问题:神农尝百草、伏羲演八卦、大禹治水……当今“公知”们鼓吹的是“普选”,不过,疫情中的选战,使许多人认识到,普世价值在他们的老家也不灵了。

在老文看来,“三代”要与时俱进,要现代化,领导人要按法定程序推存、考评、选举、更迭。

村北的铁路上又响了火车的轰隆声,是上万吨的重载火车通过瓦日铁路,这也体现了国家规模大,经济建设能力强的一个标志。以万吨火车来说,没有强大的工业系统是做不出来的。几十年前,农民被强制困在土地上,其实也是工业化不足的一个表现。有个小国,提出了幸福指数,但工业规模太小,也就只能是“小国寡民”式的幸福。我们是大国,要走强国富民的幸福。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是“三代”帝尧时的古歌谣《击壤歌》,说明那时人们就认为好日子靠自己每天“日出而作”,而不是上天给予的。

美好生活,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追求,也是神州思想家的理想世界。

美好的生活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是实干干出来的,这个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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