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用青涩的爱与广播牵手
人往往是这样，在将与心爱的事业告别时，总忍不住打开那些泛黄的记忆，去重新品味最初的那份青涩、憧憬和惶恐不安。
那年，父亲撒手西归， 20岁的我随哥哥来到了黔江。那时的黔江，十分落后，连骑一辆自行车也是个稀罕物。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在心里说。但是，我却留下来了，一待就是三十四年。
八十年代的黔江，经济匮乏、城市狭小，但有一样东西活跃于人们的生活中，那就是每天按时播音的广播。从小就特别喜欢听收音机的我暗暗萌生了一个愿望，想去追随广播梦。
一年以后，我的广播梦变成了现实。
黔江待业青年考试，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了广播事业局编辑播音员面试的机会，面试有两项内容，一是交一盒录有普通话的磁带，二是当场写一篇八百字左右的文章。面试结束，我嘴角洋溢起几分自信。几天以后，通知来了，我被录取了，那一年，青涩的我，与心爱的广播结缘。
在编辑室，每天坐阵编稿审稿的是一位分管宣传的副局长王道达，他大约50来岁，另有两位从农村来的编辑老师，一位姓王，一位姓袁。播音员有三女一男。难道就这寥寥几个人，每天就将那满街的喇叭“整”得那么热闹，那么妙色生花？我感到诧异。后来我才知道，它背后有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据说那时一篇稿件被采用后，通讯员可以得到额外的奖金。
上班第三天，王局递给我一篇稿件说，你今天开始改稿子，先就改一篇吧，我接过稿子，看到题目就傻眼了：“加强蓖麻的田间管理”。天哪，蓖麻是什么？长什么样？它的田间管理又该是些什么？对于没在农村生活过一天的我来说，这篇稿件瞬间将我推入冰窟。没资格任性了，我认真按照字词句的规范进行修改。改完了，递给坐在我后排的王局，心“扑通通”直跳。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耗时越长，我就越紧张，手表划过45分钟，王局将他重新改好的稿子递了过来，只说了一句“小李，你看看吧。”我拿过来一看，王局用红笔将稿子涂改得面目全非，我自己的文字只剩下十几个字了，刹那间，满满的自信被瓦解一空。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时间，我溜出办公室，骑起自行车，飞一般地回了家。
回到家，我一头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起来。母亲面色紧张地问：“出什么事了？”我哭得更厉害了： “我完了！这编辑工作我干不了……”那天夜里，失眠到半夜的我终于想了两个“恶补”办法。一是到邮局订几种农村报纸，苦研苦读苦学。二是叫哥哥帮忙联系一两户农户，周末到农村去玩，亲眼看看那些农产品的模样，近距离了解农村的生活。
上班一个月零几天，那天，王局对我说，今天的《对农村广播节目》你编吧，某老师请假了。我吓坏了，什么节目不可以给我，偏偏单独接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的“软肋”。
根本没时间容我恐惧，中午12点之前就必须将节目编好。我鼓起勇气认真地修改起来。一个月的研读苦学，不辞辛苦到农户家现场观摩，会没有收获？
改完十几篇稿件，估算好字数，我大胆地排序，检查几分钟，然后忐忑不安地交给王局。十分钟以后，他递给我：“可以了，你交给播音员吧。”这没带任何褒贬词汇的一句话当时令我兴奋不已，它告诉我，我独立编的农村节目过关了。
八十年代人们对广播的关注度是我无法想象的。一次，我编了篇稿件，没点名地说一个老大爷给儿子过生日大操大办，搞铺张浪费。这是一篇再普通不过的稿件，却惹来一场风波。那个大爷听到后，自己对号入座，走了几十里山路，跑到乡政府拨通了电台的座机，找到那个叫“李某某”的编辑，委屈地大声理论：“我一个七八十岁的人了，让你们在广播里扯着嗓子批评，太不好想了，你们让我丢尽了脸面！”老大爷声泪俱下，声称要来找我的麻烦，我被吓哭了，后来还是王局接过电话平息了事态。
特别严重的是有次广播因故停播了三分钟，值机人是个有编制的老职工脸都吓白了，他说“这次我可能要丢饭碗了”，后来查出是机械故障，单位层层写报告说明情况，才算安全着陆。耳濡目染的一件件事让我对广播从单纯的喜欢、热爱升华成了“敬畏”和“不可侵犯” ，也使我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养成了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忽视每一个细节的工作习惯。
后来，王局调去做报纸了，再后来，广播时兴时衰，机构分分合合，人员各奔东西，再后来，大家慢慢失去了联系。
2016年的7月28日晚上，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小李，你猜猜我是谁啊？”“哇！老局长！”已经失联二十多年的王道达老局长给我来电了。“小李，我绕了六七次才问到你的号码！”老局长说话底气很足，语言逻辑清晰，互问了近况后，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处找你吗？因为，我想找你聊广播，听说我以前的那些兵大多离开了广播，只有你还守着它……”聊广播，这是一个老广播人对广播炙热的情怀，我理解这份情怀。
一年前的某个周末，我又找老局长聊了一会广播，说到激动处，他几度哽咽。挂电话时，老局长说，这次我要把你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找你时才方便，并约好有空了又一起聊天。
几天前，突然想起很久没和老局长联系了。哎，手机换了，没了号码，我翻箱倒柜，终于翻出一个小本，找到了号码，我急不可耐地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他的小儿子，我介绍了自己，然后说“请你爸爸来接听电话好吗，我想和他聊广播呢。”他告诉我“爸爸已经走了，走了一年多了……”顷刻间，我头晕目眩，这是真的吗？上次通话离现在感觉没多久啊……
他告诉我，爸爸走得很平静，走时，他的头紧紧依偎着枕边一个伴随了他多年的小收音机。他们还翻出了装在小收音机套子里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和“小李”两个字。他的儿女们知道，父亲今生最大的寄托是“聊广播”，小李是他最有共同语言和最忠实的一位聊伴和倾听者，陪他回忆那些辉煌的岁月，他的心才有寄托和归宿，那是他灵魂的安息所在。
老局长走了，那个曾用45分钟的耐心帮我修正第一篇稿件，那个一直用鼓励的眼神和温和的语气保护着我自尊的局长，那个在我这般年纪还亲切地称呼我为“小李”的局长，那个已二十几年没见了，我说等有空了要去看望的局长走了，永远地走了……
放下电话我啜泣不已，决堤的泪水一滴滴地掉在了我手里紧攥的小收音机上——这是我和老局长之间唯一一条有感应的纽带，我相信唯有这个小物件能够给九泉之下的老局长带去我对他无尽的感恩和怀念，传递给他——三十年前那位青涩的小姑娘对广播这份不离不弃的初心和情怀。告诉他，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需要，我都会陪他聊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