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折痕

朋友圈里突然将18岁的记忆鲜活地调动起来，原来啊，九零后最晚的孩子们已经到了18岁的门槛上了，让人不由得产生光阴荏苒之感。十八岁，多么青春阳光，多么耀眼夺目，多么自信骄傲的一个年龄啊！

新年伊始，读者读书会在西部创客文化大厦举办了第十二期线下活动——“童年”的诞生与消逝。冯渊源教授不无担心地说道：“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她提到现在的孩子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区分逐渐模糊，同时成人的世界则出现了责任弱化，行为儿童化的问题。书友们畅谈了自己逐渐消逝的童年、少年以至青春时代留给自己的痕迹。

回顾前尘往事，生发了诸多感喟，我也站起来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从幼年、童年、少年到十八岁成人，我是在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状态中度过的。因为爸爸在外工作，常年不回家，妈妈忙于二十几亩地里的生产劳作，奶奶早逝，家长对我和弟弟妹妹的培养没有明确的目标，管教是粗疏的。只要不上学，我们都忙于妈妈指派的活计，我学会了干农活，做家务，回想起来，有些有用，有些确实没用。但就是这样的劳动，锻炼了我的体质，养成了我勤劳的习惯。好在我们的十八里小学，是县教育局重视的一所村学，教师也尽心尽力，我们那一批孩子考上大学和中专的有十几个，足以说明那所村学的教育是少有的好。春有百花秋有雁，夏有凉风冬有雪。我就在这样的学习和劳动中得到初始的教育，天真，散漫，无拘无束，整日天马行空地遐想，生命蓬勃，端端正正地成长起来，既没有误入歧途，也没有旁逸斜出。所以我说，一个人的成长好像是他个人的事，不能完全归功于师长，更不能归罪于原生家庭。

近期阅读由30位知名作家、学者、媒体人的文字集结而成的《记忆的折痕》一书，书中写的他们中学时代的事，带有他们所处时代的烙印。每个故事或励志，或感伤，都能引起我的感想。很多人中学就学习好，考取大学如同囊中探物，手到擒来，清华、北大、复旦大学由他们自己选择，而有的作者学业艰难，甚至受人白眼，心灵有了创伤。但是，所有文章的作者，殊途同归，集结到文学的麾下，接受了文学的洗礼，得到了文学的安慰。陕西扶风县的老愚（原名高君印），少年有志，不甘平庸，他觉得“你得飞出去，只有飞出去，承受的一切才有意义。”“在这儿，你看见的是凡俗之人，他们蝼蚁一般蠕动着，卑微而狡黠。你觉得有一个伊甸园在等着自己，那里的一切都是新的，好的。”（《一条未知的人生之路》）凭着他的聪明好学和自信心，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样在中学就学业优秀，后来进入名牌大学深造，为文学造象牙塔的还有云无想、萨苏、押沙龙、十年砍柴、张牧笛、独木舟、叶开、马俊杰、杨早、王若虚、方羌羌、巫昂等，他们都聪颖异常，对生命的成长有过不俗的体验。比如杨早，少年时代就“用书本和沉默构筑了一堵墙。”又如方羌羌的《三人行》，对少年的成长有着同样的体味，“孤独是人生最长的旅行，心是唯一永恒的陪伴。”“不是三人行，而是一个人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同样孤身的你。说到底，人生路远，得你自己走。”美籍华人刘墉在《大丙出头记》中谈到自己的“出头”经历，或者说是经验，“我天生少根筋，也可能多根筋，很大胆。”对于学校教育，他的认识是“课本中你会的，别人也会，课外涉猎的东西才能让你出头。”这可以做劝勉少年多读书的名言。

押沙龙对知识的理解是“知识本身是美丽的，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从小对文学痴迷的韩浩月也说：“文学成了宿命，那就是心里藏着一个洁白的非物质，那这个非物质可以称为理想。”理想是星星之火，可以引导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一位叫做南在南方的编辑，小时候有过贫穷坎坷的经历，做过皮匠，下过苦力，因为心中有盏灯，最终以文学之名成就了他的理想。女作家黎戈，没考上大学，文学收留了她。最受心灵煎熬的独木舟，幸亏有文学“那点零星的光”，成了她青春年华的救赎。文学以她的圣洁与强大，收容了老、中、青、幼各年龄段的人，这些人接受她的抚慰，心甘情愿受她驱使，为她奉献。喜欢毛姆、高阳和阿城的昆明人顾文豪深有同感：“少时读书是习得一种语感，确立自身和语言的一种关系。从小与语言玩耍嬉戏。”我童年的记忆也是这样，我十八岁的记忆还是这样——读书！确立了自身与语言的终生相依相伴不离不弃的忠贞关系。读书让我的“童年”不曾流逝，读书让我的18岁充实丰盈而没有迷茫和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