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小学
一张小学时的照片，就是少年一段美好的回忆。遗憾的是，我读了5年半小学，无一张与同学一起学习、劳动、欢乐的照片，我的文字，也许是对那段时光最好的回忆——
1972年春，桃红柳绿，燕子呢喃。8岁多的我，跟随着父亲走进了桂东县城最大的一所小学——城关完小。父亲向着老师说：“我把小孩托给你了，你放手教育，骂他、打他都行。”从此，我结束了孩提时代，成了城关完小一名学生，开始了人生的读书生涯。
我的启蒙教育，有点晚了，什么原因？父亲没有对我说，我也没有问过父亲。或许是母亲中风瘫痪，或许是我个儿小，父亲担心我被人欺负。
城关完小，位于县城东北，狮山的山麓，是一所环境清幽的百年学校。
依稀记得，校园南面，一幢二层的楼房——青砖黛瓦，东西方向排列，有一架木楼梯上下，这一幢楼房就是学校的教学楼。校园中部，一幢平房，盖瓦的，与那幢教学楼平行，一间屋子——校长李秀山、教导处朱主任的办公室，镶嵌在平房的两个教室中间。一条盖瓦的长廊，将平房与教学楼连接了起来，形成了“工”字形。长廊内有学校宣传栏。48班一年级就在平房向西的一间教室。
二年级以后，48班搬到了教学楼一层的一间教室，三年级时迁到了楼上，靠楼梯的一间教室。我们48班隔壁是同年级49班。紧挨教室一间房子，屋内摆放了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有书籍、粉笔、红蓝墨水、作业本……铺了一张床，那是老师办公室和休息室。
依稀记得，挂在长廊与平房交界处的一口钟，由值班老师用铁锤敲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悦耳的钟声，有预备声，有正式上课声。少年的我，分不清，只要钟声响了，我就进教室。
校园，有一个宽广的土坪，立了两个木篮球架，那是同学们做课间广播体操和上体育课的操场。操场边沿，高大、朴素的白杨树，一株又一株，像一个个卫士一样，从东向西整齐排立成了一行。春天来了，白杨绿树成荫。步入深秋，叶子被秋姑娘染成了金黄色，寒风一吹，一片一片的金叶子缤纷坠地，乐坏了我们——撕脱黄叶，留下叶茎，放入口袋或书包中。得空时，拿出一根，与同学玩拔“罗卜”游戏。还记得部队一次拉练，部队的军马就拴在白杨树干上。还记得，白杨树不远处有几根南竹爬杆，我们经常在那攀爬锻炼。
依稀记得，那排白杨树往北，有条小路。沿路行走，可见枇杷树、蜡树、竹子、蓖麻、一口鱼塘、厕所。一条蜿蜒的围墙，将校园与外面的农舍、菜地、山岭隔开。
校园东部，有学校礼堂，礼堂南北走向，宽敞的礼堂与校园教学楼构成了“丁”字形。学校开学典礼、演戏都在那举行。不开学不演戏时，礼堂摆放着几张乒乓球台，我们在那儿轮流打球。
校园西北面，有一栋老屋，那是学校厨房，有一口古老的水井，水质甘甜爽口，井中有鱼、虾在嫩嫩的水草间往来穿梭。
我们班同学，一大半是农村户口，非农村户口是一小部分，他们是驻军武装部、税务、印刷厂、医院、学校、饭店、生资公司……单位职工的孩子。
那时不比现在，校园没有学前班，没有校服，没有电视看。家长也不接送，散学后同学们不排队回家。学校课程少，主课是语文和算术，有书本。副课——画画、唱歌、体育和劳动课，没有书本。没有沉重的书包，我感到学习上没有一点压力。
我们的启蒙老师叫“黄冠军”，教语文，也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他二十多岁，中等身材，英俊、端庄，国字脸，平头。启蒙教算术的是一个女老师，圆脸、运动头，慈眉善目，走路一瘸一拐，一手拄根拐杖，一手拿一个大算盘，艰难地来到教室，给我们讲“1＋2或3＋6”的算术课，她姓黄，大约30岁。教过我们算术的小学老师有6个——黄老师、黄福华、黄润生、黄新明、明咏梅、胡国雄。
我们教室前面，摆放了一个沧桑的小讲台，一块木制的黑板架设在靠墙壁上的两根旧木料中间。教室的后面，墙壁上有学习园地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学生们的课桌、凳木制的，笨拙陈旧的桌子，有的摇晃，有的桌面不平。
依稀记得，开学时，班主任黄老师对我们讲，上课不许迟到、早退、旷课，不许打瞌睡，不许走动位置，不许谈小话、玩东西、吃东西，上课回答老师提问得先举手，老师点名后，要站起来回答。有事不来上学要请假。下课不许追打嬉戏，散了学要按时回家，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那时的我，就好像《红楼梦》中走进贾府的林黛玉一样，有点拘束，不敢多说，回答老师提问常常脸红。
小学的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农民，叔叔是解放军……
一年级，我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喊“红小兵”），左臂上戴着一个菱形的塑料臂章，上书“红小兵”三个字。随后，不戴臂章，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加入了少先队的我们，老师要求每一个少先队员要培养一名同学加入，我们班冲桂同学由我培养，建彪同学是昭义的培养对象……是第二批加入的少先队员。还有第三批、四批加入的。
三年级时，我们班主任黄冠军老师调走了。接棒黄老师的，是一名女老师，她叫陈白姝。和蔼可亲、知识渊博的陈老师，教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尽心尽力地教导每一位学生。
那时我们读书，读的最多的是英雄人物的课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我的战友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刘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背的最多的是伟人诗词——《七律·长征》《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六盘山》……也常朗诵标语——“要斗私批修”、“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也看《鸡毛信》《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小人书。读《雷锋日记》，写作文，写到末尾来一句“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OK了。唱歌，大多唱的是响亮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习雷锋好榜样》《闪闪的红星》《映山红》《沂蒙颂》……
小学最美好的、最难忘的，那应该是看电影和与同学排演了。
看电影，每个学生交0.4元钱到老师那，看8个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白毛女》《海港》《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奇袭白虎团》，每个星期看一场，学校组织我们到大礼堂观看。时至今日，那些电影的情结，那些电影的歌声，让人难以忘怀。
排演和彩排，由德高望重的谢霏霓老师挑选学生。我依稀记得，1974年一天晚上，我、昭义、名华、志平……8个男同学，和谢衡、凌云、秀莲、俐云……8个女同学，在谢老师带领下，来到了县城大礼堂表演了一个精彩的集体舞蹈节目，歌声响起，脚穿解放鞋、上穿白衬衣、下穿蓝裤的我们，双手举着鲜红的绸带，一边挥舞，一边呼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边漫步进入舞台，欢快地载歌载舞：“打起鼓来，唱起歌，唱呀起歌……”舞蹈表达的是，桂东杂交水稻在全国率先种植成功了，欢迎外地领导和专家来桂东。
在学校礼堂表演过小品，我、昭义、粤明，还有一个同学的名字不记得了，开头是“老头子们，开会去！”走上舞台的我们四个同学，每人说上一句——“一轮红日当空照”“北京城里传捷报”……
那年代，我们上体育课，多半是在校园内，有时也走出校门，爬校园后面那座狮山，爬上山顶有一栋房子，那是气象站的。除了上课，我们还要参加劳动。教室的卫生由各组每日轮流清扫。学校礼堂旁有2亩多耕地，每个班有两小块实验地，我们挖着清香的土地，种上麦子、薏米。曾经的我们，到生产队积过肥。曾经的我们，由非农业户口同学去借单位的板车，走到河滩或河中，捡拾卵石，装到板车上，前面拖，后面推，将卵石一车一车拖运到学校，累得汗流浃背，个个同学脸蛋红扑扑的。那些卵石，永远砌了在校门口和学校的围墙上。
爱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物资匮乏的年代，穷，但我和同学们穷开心。男同学喜欢玩攻城、打泥咯仗。也喜欢走出校门，到沤江河的上围、中围……游泳，游过之后，常常站在河沿，比比尿，谁的屙得远。散学后，有时找个地方，打筋斗、玩打周、坐钢珠车、玩弹弓、滚铁环、钓青蛙、捕鸣蝉……有的“坏同学”还玩点恶作剧——在教室里，把一个扫把放置在门框与半开的门页上面，当同学或老师推门而入时，会听见“砰”的一声，进来的老师或同学被扫把击中，引来教室里的同学一阵哈哈笑声。若是击中老师，会被老师批评一顿。
女同学玩呢？她们在地面画上方格子或飞机式的图样，拿瓦片或算盘子圈成一串，玩跳房子游戏。玩抓石子、丢沙包、踢毽子、跳橡皮筋。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了女同学跳橡皮筋时欢快的声音：“董存瑞，十八岁，参加了革命的游击队，二二三四，炸碉堡，牺牲了，革命的任务完成了。”
除了玩，我们这些小学生还在学校老师的组织下，到街上参加社会活动，一次我们站在东华路旁，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另一次，我们同学排着队，手拿一把把红、黄、绿色的小旗，一边挥动着呼喊口号，一边跟随着大人们的游行队伍前行。大人们呢？是单位的干部职工和附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民兵，他们在前面敲锣打鼓，高高举起飘扬的红旗。
小学最悲哀最难过的一件事是，1976年9月开学不久，广播里传来不幸的消息：伟人逝世了。顿时，我们班女同学扑在桌子上，嚎啕大哭，老师也哭了，男同学眼眶含泪，心情压抑。那段日子，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追悼会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桂东的大人、小孩穿一色的蓝色或黑色衣服，左臂上戴着一个黑纱，缅怀敬爱的伟人。9月18日那天，因为没有电视，我们这些同学无法看到北京举行追悼大会情景，只好在学校里，心情沉重地收听广播里播出的哀乐声。还到纪念馆伟人塑像前默哀，给翠柏戴上一朵小小白花。
1977年春，按理应该升学，由于招生改为秋季，我们在城关小学读了六年一期。该年秋，我与同学们顺利进入桂东一中读初中。
母校——城关完小，留下了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喜怒哀乐，留下了太多的回忆，留下了我们成长的故事。岁月匆匆，弹指一挥间，40多年过去了，再入母校，见到的是一栋栋崭新的水泥平顶教学楼、综合楼，整洁干净的操场，一个个花木扶疏的花圃，一个个水泥篮球场……旧貌换了新颜。小时读书的教室、礼堂看不到了。见证学校变迁的有校园内一棵过了一百岁的高大、枝繁叶茂的乌桕，还有守卫在校园门口围墙内的一棵几百年的古老银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