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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滚滚 宿命难逃

作者: 赵德发2011/04/16经典散文

许多年来,父亲有一条最让我瞧不起:他不会骑车。他本来是最有条件学车的,可他终于没能学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自行车在我的家乡还十分稀罕,能够拥有的,一般是公职人员或集体单位。因为公社经常开会,有时还要四处参观,所以每个大队都购置一辆公车供干部骑用。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召开支委会做出决定,花155元买了一辆青岛产的“大金鹿”。我想,这个时候,父亲肯定是打算学车的。

然而,首先学车的不是他,是普通的社员群众。那天把车子买回村,男女老少纷纷前去观赏,光是那只铃铛上就不知有多少只手叠放在上面,都想把它捏响。光是捏铃还不过瘾,有人就想骑上去,要驾驭这种用钢铁与橡胶制成的新式交通工具。我父亲起初不答应,后来被缠磨烦了,说,学吧学吧,反正这车是集体的,人人有份儿。于是,“大金鹿”就被人推到了村东麦场里。

那个学车场面,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简直是鹿落狼群——大群精壮汉子你争我抢,差点儿就把车子大卸八块。后来有人发现,这样谁也学不成,就用“抽草棒”的方式解决问题:弄来一些草茎,谁抽到最长的一根就学上几圈。这样一来,才有了秩序与效率。那天正好是满月之夜,从月亮出山到太阳出山,宋家沟二村有三十多位男社员学会了骑自行车。当然,大金鹿也脱皮掉毛,惨不忍睹。那两条车拐腿不知摔弯了多少次,没法转圈儿,社员们就拿镢头把它一次次撬直,接着再骑。

那年我十五岁,也想学车。但我年小力薄,无法与那些青壮年竞争;另外我也怕摔,因为我亲眼看见学车者有多人受伤,就一直站在麦场边上旁观。过了几天,我去三姨家玩,见她家的车子闲着,就壮着胆子学了起来。摔过几个跟头,学会之后,我从三姨家出发,去了一趟12里之外的临沂。回到家里,我讲了我的成就,问父亲学车了没有,父亲说:不急。

这时,全村想学车的人多已学会,大家都想利用自行车带来的高速度,去宋家沟之外的地方逛一逛,于是就找各种借口向我父亲申请用车。我父亲宣布,除了公事,除了给重病号拿药,谁也不准动用公车。

公事,主要是外出开会,开会最多的人当然是支部书记,可我父亲照旧安步当车。我多次问他,你怎么还不学车呀?父亲说:不急,不急。别人问他,他也是说:不急,不急。有一天他到公社开会,天黑了好久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说:唉,不学车不行了。原来,这天公社组织秋种大检查,与会人员要骑着自行车看好多现场。全公社52个大队,只有他和圈子村的书记老王不会骑车。我们公社地处丘陵,道路除了上坡就是下坡,一辆自行车很难负载两个人,他俩只好跟在后面步行。老王和老赵,都是老实人,人家看几个地方他们也看几个地方,不会偷懒,结果累了个半死。

父亲学车也是选在晚上。奇怪的是,他没让我去帮忙。更奇怪的是,他很快从麦场上回来,坐在桌子边一个劲地抽烟。我问他,会了没有。他说:太难学了,算了吧,反正我还有老王做伴。第二天,我在别人那里得知了父亲学车的经过:他推着自行车在麦场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敢骑上去。在别人的再三鼓动下,终于准备迈腿,却连人带车猛地摔倒。这样的情况出现几次之后,他就中止学车行动,揉着摔痛的地方回家了。这时我才明白,父亲之所以磨磨蹭蹭迟迟不学,全因为他的怯懦。我劝父亲:人家会,咱就不能会?摔几下怕什么?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也劝,父亲却连连摇头,坚决不干。

那年,父亲只有三十五岁。此后,他再没学习骑车,无论开会还是赶集,都是依靠双脚,我们家乡把这叫“步撵儿”。大队的那辆公车,多由别的干部骑用。1973年,我到8里外的一个村子当代课教师,父亲拿出全部积蓄,也为我买了一辆“大金鹿”。这时我劝他再学,他还是摇头。

有一天,我从教书的村子去公社开会,中途遇见了父亲。他背着煎饼包,正晃动着微胖的身体在前面踽踽独行。我知道,他也要去参加公社的大会,就追上去,要驮着他一块儿走。父亲上了后座,因为身体较重,坐姿僵硬,让我的骑行非常艰难。我没好气地说:你看你,要是自己会骑车多好!他说:我就知道你不想带我,你走吧,我不坐了。说罢跳下车来,一个人继续“步撵儿”。我不再管他,自己骑上车子蹿到头里,一边走一边暗暗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决不做他那样的怯懦之人!

三十年下去,我一直牢记誓言,学这学那,从不懈怠。父亲呢,直到从大队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还是不会骑车。他不用出去开会了,偶尔赶集,依旧步行。我曾多次当面嘲笑他,他也不生气,只说:就是学不会了,还能怎么办?我说:怎么就学不会呢,你看我,不是学会了好多东西?过几年,我还准备学开车呢!

把这句大话撂下,我却一直没有实施。一方面,单位有公车,一般用不着自己开;另一方面,在我内心深处,其实是畏惧汽车的。想一想,那么一个大铁家伙跑得贼快,肯定不如自行车听话,万一出了事,可不是好玩的,就一年一年地拖,迟迟按兵不动。等到许多同事、朋友都学会开车,我也快到离岗年龄了,心想,再不学就晚了。加上老伴学车的积极性很高,在家里经常鼓动,于是在2008年的4月份,我俩一起去驾校报了名。

第一次学车是在下午。我打算像往常那样睡一会儿午觉,上床不久,突然有一个声音响在耳边:“你的死期到了。”我遽然惊醒,心慌意乱。我想:这是谁在对我说话呢?想来想去,不会有别人,只能是自己。那是我的心声,是我在下意识里害怕学车。我给自己打气:没事,人家能学,咱也能学。起床后,就和老伴去了。

到了驾校,教练板着脸吆三喝五,更让我忐忑不安。很快,我们被领到一条马路上操练,那里车来人往,险象环生。幸好那个下午我学会了启动车辆和拐弯儿,并没出事,可以活着回家。

随后,又学了两个半天。由于学员太多,我在暮春的骄阳下暴晒三四个小时,才能有一次上车练习的机会。把这情况说给一位朋友听,他自告奋勇道,我抽空陪你和嫂子单独练去。

第二天下午,朋友用自己的车把我俩拉到市郊一段公路上,让我俩轮流驾驶,他在副驾驶的位子随时指导。我虽然还有些紧张,但技术上长进很快,来来回回开了几十公里。老伴和我差不多,也把车开得越来越顺溜。

太阳西下,我把车子开到一个岔路口,朋友让我到另一条路上试试,我就执行了他的指令。那是一条通往山区的乡间公路,比刚才的路要窄一些。我有些担心,但还是躲过行人和车辆,前行了几公里。老伴这时提出,她要开一段,我就把车停下,与她交换了位子。

车子在老伴的驾驶下驶往山区。很快,前面出现一个大弯,接着就是上坡。前面一辆大货车正在喷着黑烟爬坡,把大半个路面挡住,我们的车子则以很快的速度冲向货车屁股。老伴慌了,说:怎么办?怎么办?朋友急忙去打方向盘,接着“怦”地一声,我们的车撞到路边的树上熄了火。

车死了,人还活着。他俩从前面下来,都安然无恙。我坐在车上没动,因为我觉出了右臂的异样:想把它抬起,却有大半截不听指挥。老伴问我怎么样,我说:我的胳膊断了。我猜测,我之所以断臂,是因为刚才坐在后座中间惊恐地看前面,在车与树相撞的一刹那,右臂猛地甩到了前座的边沿上。

朋友急忙打电话调来另一辆车,把我送回市里。路上,那大半条胳膊老往下掉,我只好用左手托着右肘。到了医院,拍片看看,右肱骨果然断成了两截。

办好住院手续,我的右臂已经肿得可与大腿媲美。挂了一夜吊瓶,第二天上午我被推进手术室。局部麻醉之后,刀声钻声,声声入耳。从手术室出来,我身上多了一条钢板和若干颗钉子。

在医院躺了两天,回想学车的前前后后,四句顺口溜念了出来:

臂伤赚得闲时光,

且把病房当禅房。

谁说九折乃成医?

一折便悟保身方。

各位看官,你看出我的悔意了吧?我懊悔自己孟浪,都一大把年纪了,还不懂如何保护自己,偏要学那充满危险的鸟车。这一下可好,不只撞断了自己的胳膊,还让那位朋友破财劳累,让众多亲友担惊受怕。

我进而想:这桩车祸,其实是提了个醒儿,让我和老伴趁早刹车。你想,如果顺顺利利拿了证,以后还不知会出什么事呢。我们两个老东西死不足惜,要是拉着闺女寄养在这里的两个孩子出了事,那还了得!我和老伴说到这种可能性,两张老脸都变得蜡黄。我们达成共识,接着就给驾校打电话,声明停止学车。

听说我出了事,父亲和弟弟妹妹急忙从二百里路外的老家赶来看望。父亲拄着拐棍,拖拉着患老年关节炎的双腿走进病房,问了我的伤情,说:伤好了还学车不?我说:不学了。父亲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

两周后出院,一年后再去剖开臂肉取走钢板,我至今再没动过学车的念头。应付公务,用单位的车子;平时办私事,或者打的,或者坐公交车。如果路不太远,就动用父母赠给我的“11号”——双腿。

如今,城里的小汽车越来越多,“步撵儿”的人越来越少。我居住的日照新市区地广人稀,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马路上车轮滚滚,人行道上只有我踽踽独行。我有时想,一些同龄人尽管不会开车,但他们的孩子会,可以拉着他们跑来跑去。我女儿在国外,有车我也坐不上,我可能就这么一直走下去,直到老得走不动路,呆坐在家中等死。这个时候,心胸间就会有丝丝缕缕的落寞情绪冒出来,让我不爽。

当然,我也有一些排遣的办法。譬如说,多想想不开车的好处,节能减排过低碳生活啦;走路有利于健康啦,等等;譬如说,拿圣贤言论劝慰自己,不滞于物、不以物役啦,用平常心对待一切啦,等等。有一次我读《世界文学》杂志,得知一位法国当代作家平生从没拥有汽车,还公开声明说,他不需要用一辆小汽车来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我心中立即产生强烈共鸣,笑道:哈哈,我也不需要用小汽车证明我的存在!

不过,我排遣掉落寞情绪,平平静静地走在街上时,眼前还是经常出现我父亲的影子。他,正晃动着微胖的身体,在山路上独自“步撵儿”。

我想,他在前,我在后,爷儿俩并没有多少区别。

这就是宿命。难逃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