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像一棵树生长
2010年无疑是我艰难异常的一个年份，我忽然对于自己写散文这件事情产生了怀疑。而且，这个怀疑有着左手和右手，只要它轻轻掐下来，人便窒息了。
左手怀疑的是写作的思想资源问题。我不知道供养自己写作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就如我不知道自己的宗族、姓氏和血脉。我似乎只是个被生活的推手推着行走的空心人。虽然我一直企图了解自己和身外的这个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但那些书写出来的文字枝枝叶叶散漫地纷披着，风一吹来，便没有了赋形。当然，这并不止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样的写作太普遍了，如地毯草一般到处都是。只是，再普遍也不应该是我回避的理由。我是在这个时候重新阅读苇岸的。苇岸离开我们已经十年有余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虽然他只留下了一本薄薄的文集，但这也就足够了吧。苇岸的意义不在单一的文本上。他给我带来的震撼，并不是他的某一个篇章达到了什么高度，而是他的个人生活完全叠合在他的写作里。他的写作是有着根系的，那就是他的生活哲学。他的哲学也并不系统——那留给哲学家去做吧——但那总归是属于他一个人的。那些文字窜出了土壤开枝散叶，但不管风怎么样吹雨如何晒，它永远是一颗完整的树。
成为一颗树到底有多么难？
或者，并不是难度的问题。而是信仰的问题。圣徒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难。对了，苇岸正是一个圣徒式的写作者。
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成为圣徒吗？恐怕很难。在我的视野里，圣徒式的写作者凤毛麟角。这个世界上，岩石在剥蚀，高山在风化，湖泊在沉积，沙漠的领地在无限地扩增……树，站立着的树，扎根着的树已经越来越难了。
我知道自己永远也成不了圣徒，且朝着信仰的方向行走吧。至于文字的土壤之下能否长出根须，这大概也不是我所能够决定的。
在生命和写作没有终止之前，这个问题恒在。请它来监视和考量我的文字吧。
右手的怀疑接着来了。这大概也是一个只写散文的写作者所必须面对的：散文这种文体到底是怎么样？
一次聚会上，搞文学理论的文友陈培浩问我：你最看重散文的什么品质？我说艺术性与思想性并重吧，难以偏废。暂且不说他对此是否满意了。这个回答已先引发了一场争议。
散文实在是很难言说的。似乎一说即错。争议的时候，大家一般只能举出实例。反对者是一位编辑老师，审美水准高蹈，在圈内很受器重。他举的是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他觉得这部书的文艺性并不强，很多表述都是干净直接的，但它对世界、对时代、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的审视和思考，却不能不令人动容。当时日正近午，他幽默地作了一个比喻：现在我饿了，那就说饿了，还非得文绉绉地说饥饿难耐吗？大家笑了起来。他是反对艺术性的，他觉得文章看到最后就是要的那点筋骨。他举的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史铁生本身就是一个很铁的论据。只是，说到史铁生，我个人觉得他的《我与地坛》同样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其艺术性应该比《病隙碎笔》更强，而且，这部作品也并没有因其艺术性而削弱了思想性。因此，我倒是觉得艺术性并不是不行，而是，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艺术性。有人把诗歌比喻为文字的舞蹈，那么散文就是文字的行走。“行走”——这个词是精准的。行走是一个人的日常状态，他不需要扭捏作态。可我们也发现，大多数人的行走并不足观，而某些经过舞蹈训练的人，行走起来自然有一种挺拔的风姿，那是一种束缚之后的自由。
那么，散文的那种内在的束缚是什么？我曾多次尝试着走近，从各种不同的入口进入。前些日子，我与一位书话散文作家做了一个对话，从其为人为文入手，对书话散文作了一些探讨。陈培浩以理论研究者的敏睿眼光捕捉到了一些气息，他觉得，在散文难以界定和研究的当下，像这样把散文归类阐述，或者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比如，历史散文、书话散文……可是，我突然对此厌倦了。或许这应该归给理论家去做，与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关系不大。而且，我发现当一个文章贴上某一个标签，并很符合这个标签的规定性时，它也就贫瘠得所剩无几了。而那些最优秀的文章，或许也从某一个点出发，但它往往是超越的，再也难以规定了。
很诚恳地问过散文界的几位老师和朋友，在他们眼里，散文的最重要品质是什么？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我不知道你的指向是什么。是的，不给指向。连这个指向都是你自己选取的。
一位老师说道：自由。
另一位说：真实性。
再一位说：救赎。
一个人眼里最重要的品质，或许在别一个人眼里，已是一种默认的前提；而另一个眼里最重要的品质，或许正是他的写作所遭遇的困境和对困境的反思。
世界是混沌苍茫的，每个人都有一把王母的银簪，向前一划拉，那道路就出现了，通向远方。但那银簪却没有两根是重样的。
有一点令人差可安慰，虽然我们没有为散文界定标准的能力，但是，一篇文章的优秀与否我们往往可以到眼即辨。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曾经为其“缄默知识”理论举过一个例子：我们认识一个人的脸，可以在成千上万张脸中把其辨认出来，但是通常我们却说不出我们是如何认出的。
如此说来，散文的艺术性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我且缄默了罢。
怀疑的左右手都还在，绕了好大一圈我也没能把他们驳回去。我只好重新坐回书案前。但我现在比来时安静淡定了许多。我有了一个新的写作理想，那就是：像一棵树一样生活和写作，开根，缄默着自由着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