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家胡同的祖屋

康家胡同里的祖屋

● 李果子/

公元2010年4月18日下午，那是一个使人心情灰暗的时段，天色阴沉，道路泥泞，我站在一片瓦砾和废墟上，眼望着那好像战争过后还来不及打扫的战场和房倒屋塌无人救援的地震现场一般的破败景象，心情的凄切与悲凉简直无以言表。虽然我每次来到这生我养我的祖屋前，都会平添几多感慨，可总没有像这次这样觉得痛楚和寞落。

我的祖屋坐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雄鸡版图上无从查找的一个小小县城的一隅里，它的全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绥化县（现在叫市）南三东路康家胡同门牌**号。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我的青年的大部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可如今，我的祖屋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还没完全倒塌的房屋还剩半边残缺不全的墙壁，把原来屋里的间壁结构毫无保留的呈现在街边，一堆一堆的碎砖乱瓦毫无顾忌的躺在脚下，破乱的碎纸、五颜六色的垃圾袋被毫不留情的踩在泥水里。更显得破败和荒凉，和我的心情倒是相得益彰。

我的祖屋是2010年3月份动迁的，当时是我的大侄子住在那里。我年已77岁的哥哥和已近70岁的嫂子也特意从五常赶回来处理动迁事宜。我们都为他们感到高兴，哥哥和嫂子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终于有机会迁入楼房了，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当我把这消息告诉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的姐姐时，姐姐也很高兴。但当我告诉她祖屋已经拆除时，姐姐和话语里充满了留恋、惋惜、无奈和惆怅，“是吗？已经拆了？我还想再看看呢”，姐姐有些迷茫和无助的说。听到姐姐这样说，我喜悦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低谷。是呀，我的祖屋，带给我们无数欢乐和痛楚的祖屋，使我们尝尽了酸甜苦辣的祖屋，从此在人间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再想回到祖屋，只有在梦中了。

我的祖屋是我父母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唯一财产，总共只有一间半，算起来只有二十多个平方米。是那种很传统的老式房屋。房屋是泥墙草顶，共有三间，合起来大约有四五十个平方米左右。一进屋是一个两家合用的一间堂屋，在堂屋两侧各搭一个锅台，这是两家的厨房。在堂屋东西各有一间房屋，这是两家人家的卧室。两家人家不论有多少口人，都在自己的一间房屋里起居。我家的祖屋只有西侧的一间房屋，再加上两家共用的部分从中间划开，各有半间的面积，合起来就是一间半，这是当时对房屋的面积的普遍计算方法。我家的一间房屋在南侧窗子下搭了一铺火炕，这铺火炕承载了李氏家族老少三代十几个人的人生。炕上铺着高粱秸秆皮编成的炕席，炕席破旧以后，细细的席片经常扎进人的肉里。我长成人以后，曾经抛掉了炕席，而改成用牛皮纸一层又一层的糊在炕上，最上边糊上一层干净的白纸，然后用广告色画上鲜艳的牡丹等花卉图案，然后再在上面刷上一两层桐油，干后既光滑又漂亮，凡来我家做客的人看了都啧啧称赞，很是羡慕，我和母亲也曾为此骄傲了好长时间。但是，纸糊的炕面禁不住热度的考验，在烧炕时把炕面烧糊了，变成黑乎乎的一片，而且还破了，不得不用被褥等东西遮挡。屋里狭小的空间占了一铺炕后，就没有活动的余地了，可就在逼窄的地方，冬天还要用砖砌一个火炉取暖，全家大小只好绕着火炉行动。房屋的窗户是那种老式的木质窗户，上下两层，窗子早已腐烂变形，冬天呼呼往屋里灌风。夏天开窗时用一个木棍支起上层，所以很长时间，我家的窗户上都是糊着窗户纸，因为纸比较轻，能够支得起来。可是纸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我家的窗户总是破的，只有到了冬天，父亲才重新换一茬新窗户纸，然后用一个鸡毛沾着豆油刷在纸上，一来结实，而来透光。就在这鸽子笼一样狭小的空间里，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5人，给了我们那么多温暖、欢乐、幸福和痛楚。直到今天想起来，祖屋还是我们不能忘怀的天堂。祖屋是谁建成的，最初的主人是谁，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在我们的手中可考的时间就已经80多年了，我77岁的老哥哥就是在祖屋出生的。我想它总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吧。

在祖屋拆迁以前，我曾无数次来到这里，都没有对它表示过留恋和缅怀。但是在一次亲友的聚会中，我忽然对我的祖屋产生了无限的感慨。记得那是2007年，已70岁的姐姐和74岁的姐夫从北京回绥探亲在我家下榻，照例要四处拜访亲友，我当然是责无旁贷，而且是最合适的陪同人员。一行人来到大哥家的时候，我没有进屋，而是来到屋后，这间生我养我的小茅屋，已经显得衰败不堪，我童年的记忆中那高大的屋檐，如今低矮得仿佛只要一抬腿就可以迈上房顶。屋顶的瓦面已经高低不平，像一位沧桑老人满脸的褶皱。我记得原先屋顶是苫的房草，是我的老父亲在74岁时雇工匠将草顶换成了红瓦，他老人家还亲自上了房顶，眼皮被划伤而血流不止。现在房子四框严重扭曲，好像不堪重负，随时都会散架一样。我沿房子走了一圈，然后进入室内，感觉就好像进入了地窖，屋里的地面比屋外深深陷进去好深一截，以至于夏雨来临时，雨水会像潮水一样倒灌进屋里，“那时全家就不得不紧急动员往外淘水”，现居此屋的侄子乐呵呵的说。好像是在说别人的可笑的事情。他是我大哥的长子。

一家人欢聚自然是相当值得高兴的事情，况且我们的父母都久已辞世，大家到一起十分不易，大姐的回家创造了相聚的最好机会。兄弟姐妹们以我的大哥居长、大姐次之，我是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弟弟。我本来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兄长，分别是二姐和二哥，二姐于早年辞世，二哥是近年病故，所以这次聚会略带了一点忧伤。但大家尽量避开伤感话题，都欢颜笑语，把盏叙旧，话语滔滔不绝。而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低矮扭曲的祖屋给我带来的感慨和哀伤。

康家胡同有上百户人家的房子，解放前都是康姓人家的，因而叫康家胡同。老康家因何有这许多房产，他家是大官还是巨贾，都无从得知，当时老人也不曾和我们小孩讲过。总之，这家人家有钱有势。只是解放后，他家的房子都被当做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分给了胡同的居民。至于父亲是如何在康家胡同落脚，而且还取得了这一间半祖屋的房屋产权，至今我们无从得知。父亲名叫李念增，是河北省昌黎县人，在年已30多岁时孤身一人闯关东至此，从此在东北黑龙江一个叫做绥化的小城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才有了我们这么一帮儿女至今。我就是在1951年农历九月初六那个漆黑的夜里，呱呱降生在祖屋里的。那一年我的父亲算起来应该是53岁。按照推算，我的父亲应该是1898年，也就是清光绪24年，戊戌变法那一年出生的，属狗，——算起来他老人家要是活着，今年应该是112周岁了。老来得子， 而且是最后一个老儿子，父亲应该是把我当做掌上明珠的。但是，我在童年时代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觉得那一切都是应该的，是自然而然的。我在那古老、幽深、简陋的胡同的祖屋里一直长到27、8岁，才离开了那里。

按照父亲的说法，他的老家是在河北省昌黎县龙山霞庄，父亲当年说他的老家的故事时，我尚在年幼，也没有追问究竟是是哪几个汉字，“龙山霞庄”仅是父亲老家地名的发音，也许是“隆山下庄”也未可知。我猜想龙山可能是昌黎县的一个乡镇，而霞庄是它的一个村。祖屋拆迁以后，我曾在网上查找河北省昌黎县，知道昌黎县在行政区划上归秦皇岛市管辖，但却没有一个叫龙山的乡镇，也没有霞庄这样一个村。倒是有一个叫朱各庄的镇子，下辖一个叫下庄的村子，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父亲的老家。因为自改革开放以后，各省市、各市县的行政区划变化很大，很多乡镇、村子都合并重组，父亲的老家的村子也经过重组也未可知。直到现在，李家的子女竟不知父亲的老家准确地址，甚至连地名都弄不准，更不知爷爷奶奶的姓名，是不是曾经有叔叔大爷，姑姑婶婶，老家是否还有什么亲人等等。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做子女的悲哀和不孝，每念及此，我的心里就非常内疚和不安。

康家胡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是那样的神秘、广大、深长，它是我世界的全部。整个胡同宽不过5米，刚好能跑过一辆大马车，长大约1000多米。胡同的西部是一个广场，大约200多平方米，我出生的家就在胡同的东北部，我家的木板围成的杖子（篱笆）就紧贴着胡同的道路。在我长到14、5岁以前，竟从没单独到胡同的南半段去过，我和我的伙伴的玩耍活动范围仅限于北半部。我家的院子好长好长，院子里可以种好几垄玉米、豆角、茄子、萝卜菜、小葱、白菜等粮食和蔬菜，这些菜可以够我们全家吃一春一夏一秋，那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在我上学后，每当我放学后母亲不在屋里，我只要在门口喊声妈，我的母亲就会答应：妈在园子摘豆角呢（我们家习惯把门前的院子叫做园子）。就这小小的园子在我童年的眼睛里它是那么广袤，母亲只要进了园子就会被淹没了身影，叫我无处找寻。可在2007年的那个上午，我仍然站在这个院子里，却惊讶它的狭小，拥挤得几乎让人无法转身，我感慨、我叹息：那个悠长、深邃、广大的院子到哪里去了？

我家的对面屋姓张，掌柜的叫张继善，印象中他有两个姑娘，我童年时和我玩得很好的叫二云或小二云，照此推算他还应该有个姑娘叫大云。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见过大云。可是我和小二云却玩得很好，童年的时候她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张家的西邻姓李，一家之主叫李君如，是绥化县酒厂的一个股长，是当时左邻右舍中最大的官。西邻的西邻也姓李，当时可以称作是李家大院。在我9岁左右的时候，我家的祖屋曾有一次扩张的机会，张继善全家要回关里老家，他家想把他家的一间半房屋卖给我家，如果当时我的父母买下这一间半房子， 我家的祖屋就不是一间半，而是三间了，三间房屋在当时（20世纪60年代初）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可是我的父母当时却无力拿出150元来扩大自己的产业，失去了这次扩大家业的机会。后来，还有一次扩张的机会，也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如愿。用现在的时髦用词应该叫做没有抓住机遇吧。

父母一共生了我们六个子女，究竟是三女三男还是二女四男我记不清了，因为听父母说，大哥并不是李家的长子，大哥身上还有一个孩子夭折了。但他是我的哥哥还是姐姐我却没有记住，也许是父母没说，到今天已不可考了。这样，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加我共五个孩子就相继在祖屋中放飞了。

第一个离开祖屋的是我的大姐李国英，1938年生人，她今年已经73岁了，生肖虎。现在北京生活。她本来在中国科学出版社工作，文革中，大姐所在出版社集体搬迁至河南，姐夫为了使姐姐留在北京，才把姐姐调至教育部门，最后在一所叫培英的小学校退休。大姐和姐夫的结合有点戏剧性，据妈妈讲他们认识得很偶然，具体是如何相识的我至今已经记不清了，只是两人相识后，姐夫即给大姐写信，二人于是从相知到相恋，最后结成伉俪，他们好像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一直相敬如宾。现育有二男一女，都已成家立业。

大姐离开家的时候大概才18岁，大姐在李家排行为二，在大哥身下。虽然没念几天书，大约小学毕业吧，但在全国刚刚解放的五十年代，我的姐姐在街道、派出所等单位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1956年或1958年左右，黑龙江省公安系统在牡丹江办干部培训班，我的姐姐被派往该班学习。后来省公安厅在北京搞展览，在选拔解说员的时候，我的姐姐由于形象秀丽。气质高雅、口齿清楚、发音纯正而被选中。在那里邂逅我年轻英俊的姐夫，从而奠定了她幸福的一生。

第二个离开祖屋的是我的二姐李国珍，1939年生人，生肖兔。我的二姐非常漂亮，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圆圆的脸上有着一对深深的酒窝，她和大姐是李家的两枝花。但这两枝花并不娇贵，而是妈妈过日子的好帮手。听妈妈说，我的两个姐姐扫树叶、扒树皮、捡煤核、喂鸡喂鸭、烧火做饭、刷锅洗碗，家里的活都被她们包了。邻居们都羡慕妈妈养了两个好闺女。可不幸的是，二姐离开祖屋并不是远嫁、也不是登高远飞。而是在父母与两个年幼的弟弟的哭声中远走的。那时1958年左右，二姐大约20岁左右，在绥化铁路机务段上班，在一次上夜班中，在机床上出了事故而死于非命。噩耗传来，几乎要了父母的老命，现在想起来都感觉到阵阵心痛。

第三个离开祖屋的就是我的大哥了，他应该算是李家的长子。在当时的二街当文书，有着不错的光明前途。我的大哥多才多艺，在小小的绥化县城是知名的业余演员，经常被县文化馆请去演节目。但大哥在年幼的时候，妈妈不小心，被仅两岁的大哥扒洒了粥锅，滚烫的稀粥糊了大哥一脸，自此大哥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尽管多才多艺，但由于容貌的关系，直至28岁还找不到对象。我的大嫂当时才19岁，被大哥的才气所倾倒，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和大哥相恋，后来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可大哥和嫂子却越来越分不开，所以在一个紧张忙碌的下午，在吃了妈妈做的一顿烙饼之后，两人双双逃离了绥化，奔赴甘河林业局文工团做了专业演员。直到结了婚才又回到了绥化。回到绥化后，大哥托人进了国营浴池工作。在母亲和大嫂相处的十几年里，母亲总是把大嫂当作上宾对待，远接近送，关爱有加。母亲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大哥，将孩子烫了满脸的疤痕，对不起大哥。嫂子在如花似玉的年龄肯下嫁大哥，委屈了嫂子。所以母亲总对大哥和嫂子抱有一份愧疚。事实是，嫂子对大哥一生关爱备至，忠心耿耿。所以我们都对嫂子怀有一份敬意。这是后话。

大哥结婚以后，我家的祖屋又有一次扩张的机会，可是也没有如愿以偿。那是1963年左右，大哥带着嫂子从遥远的甘河林业局文工团归来，家中无处可以居住，就在一间半祖屋的炕上中间挂了一个布帘，将父子两代人隔开，算作两个家庭。后来，大概父亲和大哥都觉得太不方便，就在屋子里搭了一铺北炕，南炕住着老一辈一家，当然也包括我和二哥（那是大姐已经在北京成家落户，二姐已经不在人世），大哥和嫂子住在北炕。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时，由于张继善家的东屋父亲没有买，就搬来了一家姓赵的人家，男主人叫赵耀信，在当时绥化县唯一的一家国营浴池上班，而大哥恰好也在那里上班，他和大哥当时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赵耀信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小力是我童年最好的玩伴之一，女儿叫小华，由于是女孩子，童年时便不太和我们一起玩。不知什么原因，也不只是凭着什么理由，父亲和大哥居然将赵耀信一家强行挤了出去，而把那一间半房屋强行占据了给大哥住。但是那时这一间半房屋大概产权不属于我家，只是有居住权罢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本文中有很多不知原因的事，这不知原因的原因就是那时我的年龄太小，所谓少不更事是也），大哥和嫂子却从那屋子里搬了出去，而且搬离了康家胡同，远离了我们的视野，从那时我见到大哥的机会就很少了。

那个年月，家家户户为居住、吃穿等生活问题发愁，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大哥和父亲为住房问题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此事的年代我已记不清楚，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那是一天的傍晚，祖屋里的灯光很昏暗，全家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氛围当中，大哥在怒气冲冲的往身上背我的侄女（那时大哥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在孩子小的时候，每逢带孩子出门，家家父母都用被子将孩子包好，然后用一个带子将孩子捆在背上。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景象到处都是，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背上捆着孩子的男人或女人，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景观，现在这种现象再也见不到了），嘴里不停地抱怨：哼！连父子情义都没有了。父亲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听到大哥的话，接口道：你说没有就没有（父子情义）。好像最终是大哥愤怒的摔门而去，从此才正式的完成了人生的必然规律——树大分枝。十几年以后，母亲还为此事发表感慨，认为是大哥不愿和父母同住而自行搬家；而嫂子却说是父母当时强行赶走了他们。如今这一切都成了笑谈，再也不必探究究竟了。因为我们知道，那都是贫穷所致。

后来，我的二哥李国生在祖屋结了婚。当时是革命高于一切的年代，再加上穷家破业，所以婚礼办得十分简朴。好像是只在祖屋里请二嫂的父亲吃了一顿饭，就算结婚了，新房是布置在祖屋的小北炕上，什么家具也没有，在炕上用胶克板支成一个被格放被褥。二哥在祖屋中住了不到一年，也搬了出去，成为第四个离开祖屋的子女。这样祖屋中就只剩下父母和我了。

那时我还在上高中，说是高中，其实天天是大批判，跳忠字舞，或下乡下厂参加劳动，根本就不上课。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是欢乐的，尽管很清苦，但亲情融融，其乐无穷。我19岁时参加工作到县城的继光小学（以黄继光的名字命名的）任教。大概一年左右，母亲在大姐的力邀下，到北京去探亲，看望大姐，正逢大姐生第三个孩子——我的外甥女刘芳，为了照顾大姐和婴儿，母亲就在北京住了下来。这样，祖屋中就剩下我和父亲在一起。那时我大约20多岁，一个生涩的青年，根本读不懂老人的心思，自顾自的上班下班，每月将发下的仅有32元的工资交给父亲就万事大吉。至于母亲不在家，父亲是不是感到孤独，是不是需要儿子和他说说话，唠唠嗑，在精神上给预安慰，我则连想都没想过。在只有我们父子一老一小的日子里，父亲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晚间在学校值宿，需要在学校过夜而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由于练习脚踏风琴（我在继光小学任音乐教师，上课需用这种琴）而没有及时回家，我那年过70多岁的老父亲头戴狗皮帽子，深一脚浅一脚的步行到学校去找我，问我怎么还不回家。当时我虽然觉得心里暖烘烘的，但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倒是时过境迁后的今天，当我写到此时，引出了我的满眼热泪，可以想象父亲当时在家中怎样坐立不安，实在不可忍，才不顾年迈找到了学校。

在1972年那个萧瑟的冬季，父亲终于一病不起。他老人家由于年老体衰，更加日夜操劳，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每年冬季都犯病，每年冬季都要住进医院治疗。可是在1972年那个冬季，尽管我们哥三个将父亲照例送进了医院，但他老人家没有逃过此劫，在医院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医生宣布父亲死亡的一瞬间，我就失去了理智，不顾医院众多的病人，禁不住嚎啕大哭，而且没有止歇。大哥大声的喝斥我，我却全然不知，整个被父亲的离去击倒了。更使人悲哀的是，此时我的老母亲还在遥远的北京，老夫妻在父亲临终时也没有见上一面。大约两天以后，母亲在大姐姐夫的护送下回来了，隔着窗户透过长长的院子，看到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在姐姐姐夫的搀扶下走进大门，大哥二哥和我急忙迎了出去，大哥扑通一声跪在母亲的面前，磕头向母亲认罪，说自己在母亲没在家时没有照顾好父亲。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抱在一起放声大哭。整个祖屋深深的笼罩在一片悲痛之中，走笔至此，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只好暂停片刻，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只剩下了我和母亲，孤儿寡母，家里自然少了主心骨。平日里还没有什么感觉，一旦有事，越发感到势单力孤。当时曾发生了一件让我和母亲为难的事。自从大哥搬走以后，对面屋搬来了一户姓刘的人家。刘家男女主人都是理发师傅，家里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年近80的老太太。刚一开始，两家人和平相处，倒也相安无事，但由于两家走一个院子，共用一个外屋做厨房，所以晚上锁上大门时就需要互相通气，免得把谁锁在门外。有一次，两家人家没有沟通好，记不清是把谁锁在了门外，由此两家人家产生了矛盾，从怒目相向到相互攻讦。后来刘家提出，将共用的外屋在中间夹上，把两家共用的院子在中间分开，夹上杖子，从此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说干就干，刘家很快就在外屋中间用高粱秸秆扎成篱笆，再抹上泥，一道简易墙就做好了。他家的女儿得意的隔着墙吹嘘：嘿嘿，做一道墙不费吹灰之力。

刘家的墙做好了，另按了一扇大门，自走自的路去了。可我和母亲却遇到了天大的难题，小小的一扇门难倒了母子俩，更主要的是要不及时做好大门装上，我和母亲就出不了屋，就无门也就是说就无路可走。不知母亲是用怎样的方法终于也安上了大门。至今我从这件事仍然对母亲敬佩有加，看似柔弱的母亲也有很刚强的一面。从此，我的祖屋就不再是两家一个门了，而是成了独门独院，这是当时是较时髦的一种格局，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祖屋动迁。现在想起这些往事，只觉得太过可笑，同时又有一些酸楚的味道。后来刘家也搬了家，就再也没有他家的消息了。再后来知道刘家的女儿在县城的中医院上班，好像做收款员的工作，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攀谈。我想，如果一旦有机会和她谈起这件事，大家一定会引为笑谈吧。

我是24岁时在祖屋结的婚，进行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当时，全体教师一致认为，国志是咱们学校最后一个老小子了，大家多花点吧，于是每人送一元钱，共40多元钱（以前学校年轻人结婚，大家都是送5角或更少的钱），在学校举行了一个俭朴的婚礼，进行了向毛主席像鞠躬等仪式，大哥借来一辆大货车接来了新娘，婚礼没有摆酒席，只买了糖块和瓜子。客人散去后，亲戚们吃了一顿一菜一饭的饭，大家纷纷掏出一毛、两毛、五毛的钱，向母亲随礼贺喜。母亲也显得乐不可支。新房当然设在祖屋的小北炕上，不过我们在小北炕只住了一宿，第二天就搬到南炕和母亲住到一起了。第二年，有了我的大儿子李潇，他是在祖屋出生的李家的第四个孩子（大哥的三个孩子都是在祖屋出生的）。

后来，母亲得了脑血栓，并留下了后遗症。失语、半身瘫痪。我和妻子都上班，再加上孩子太小，照顾母亲难免不周。母亲有时大小便拉在炕上，我便需要将母亲抱起，将炕席撤下卷起，抱到院子里刷洗。妻子的父亲提出和我换房子居住，理由是他家的房子有老少屋，方便照顾母亲。我当时头脑简单，没加思索就同意了，并通知了大哥，大哥并没有反对。这件事酝酿了好长时间，大哥将换房的事写信告诉了远在北京的大姐，大姐来信斥责我想要独霸李家的财产。我当时并不在意，认为是大姐误会了。没想到搬家那天，妻子的娘家拆炉拆灶，马拉车装将东西搬来时，大哥二哥都来了，表示反对，于是吵得沸反盈天，围满了看热闹的人，都说李家哥三为了争房产打得不可开交。老母亲失语不能说话，急得咿呀直叫。最后妻子的父亲决定不换了，又搬回去了，大哥赔了人家损失费30元钱（30元是当时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妻子父亲等人走了以后，大哥说，当时之所以没有反对，是想满足老弟弟的愿望，可后来去看了将要换的房子，认为房况不好，所以才阻止。我对外人说的李家兄弟争房产的议论羞愧难当，加上大姐认为我要独霸李家房产的误解，决定搬出祖屋，一洗清白，绝不要祖屋的一砖一瓦。大哥反复劝阻，我不为所动。最后，大哥又搬回了祖屋，我则搬出了祖屋，搬到了大哥在南小五路的一间住房里。从此再没回到祖屋居住。每当想起当年换房子的事，我都要感谢大哥做了一件好事，他当年的举动无疑是正确的，而我的换房的举动是幼稚可笑的。大姐来信对我的斥责也是出于公心，并没有一点私心杂念，这可以用后来大哥将房屋作价约一千元，分做四分，我们哥仨加大姐每人给二百多元，但大姐一分不要来作证。虽然祖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财产，可是要是在我的手中将父母留下的祖屋易主，我就注定成了李家的千古罪人。大哥的举动挽救了李家的祖屋，这一点是有功劳的。

后来，大哥在院子里新建了30多平方米的门房和同样面积的住房，新房大哥和嫂子自住，祖屋则给了大侄子居住。2008年，大侄子和侄媳妇到哈尔滨去打工，祖屋实际上就空了起来。我的二侄子很早就远赴五常市投奔岳父去了。大侄子走了以后，二侄子考虑到其父母年老体衰，身边无人照顾，就把大哥和嫂子接到五常去了。这样一来，大哥家的整个院子都空了。所以在祖屋拆除的时候，我估计李家无人在场。我很遗憾没在拆除以前拍下祖屋的照片。

…… …… ……

我站在祖屋的破瓦残砖面前，思绪被牵出很远很远。忽然我灵机一动，掏出手机，拍下了祖屋被拆除后的残破情景。连整个南半边胡同都拍了下来。今后只能以这些残破的祖屋照片来缅怀对祖屋的怀念了。

2010年初冬，我又一次来到祖屋的原址，原来的平方早已荡然无存，康家胡同也早已不复存在，那里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一排排的楼房矗立着，昂首挺胸，趾高气扬。象一个个不讲理的蛮汉，用他厚厚的身板堵死了祖屋那窄窄的胡同。更可叹的是，我找不到祖屋原址的准确之地，不知道原址上建的是那一栋楼房，甚至康家胡同也不知哪里去了，新建的楼房完全打乱了原先街道的格局。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一片楼房无形中有一种敌对情绪，存在着一种可笑的愤懑。我想这都是对祖屋的留恋之情所致。仔细想来，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片低矮的棚户区才能被宽敞明亮的楼房所取代，这里的人们才能平地登上了天堂。这里包含着市委市政府的英明决策，包含着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脉脉温情，同时也包含着居住在这里的几代人们的梦想。思绪至此，我不禁骄傲地想到，这里有一栋楼房是在祖屋上建起来的，祖屋用它苍老的身躯托起了现代化的楼房，现代化的楼房也使祖屋焕发了新的青春，这些楼房是祖屋生命的延续，祖屋的生命在这片片楼房中永存。祖屋，我为你骄傲；祖屋，我为你自豪！你不仅放飞了李家的绵绵后代，当你衰老的时候，还为你的子孙贡献了你最后的力量。我想，当我的哥哥、侄子们住在这一片高楼大厦的某一间房屋中时，他们一定不会忘记祖屋，不会忘记祖屋为他们遮风挡雨几十年，最后还献出了全部。我的祖屋，我不会忘记你，李家的子孙不会忘记你。虽然你已经不在了，但你会在李家子孙的梦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