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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苦命而仁慈的祖母

作者: 大浪淘沙2013/06/24好的文章

我的祖母

阿棠

岁月流逝,好多事情己经逐渐忘淡。但是,祖母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她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亲切……

祖母是1967年的8月永远離开我们的,至今己整整46年。当我碰到烦恼挫折,当我泄气畏缩时,我就想起了祖母,想起了她坎坷而顽強的一生,想起了她的善良、仁慈、勤劳、俭扑……是祖母给我智慧、信心、勇气、力量,让我走过了疾病、灰心、无助、炎凉、冷漠,走到了退休,走到了将近古稀……

祖母高挑身材,瘦瘦的个子,一双缠过的小脚走起路來颤颤巍巍的,是位典型的旧时代的农村婦女。她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人缘很好,村子里以及左鄰右舍一些人有事都喜欢找她讲讲,找她出出主意。

我的祖父早在我父亲小时就去世了。祖母一人扯拉我父亲长大,但是我的父亲英年早逝,三十來岁时抛下家里五个人:我的祖母、我的母亲以及我们兄弟三人,最大的我6岁以下依次是4岁、2岁(小弟在父亲去世後的笫2年因急性肠胃炎去世) 。

我父亲去世後家中就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祖母是顶樑柱,一切生活的重担都压在她瘦弱的身上。在农村,这样家庭的生活艰辛可想而知。

家里穷,祖母苦撑着,想方设法对付穷曰子。

维持5个人(後为4个人)生计靠的是几十株桔树和养猪。每当集市,祖母就到三四里远的城里”糠行”买糠,多则二三十斤,少则十多斤,然後用布袋子背回。

我曾问祖母”为什么每个集市都去,一次多买点就省事多了”她叹了口气说:”多买点没有钱”

祖母每次出门手里总是提着一只竹篮子。看到路边一棵猪草,拔起來放到篮子里;地上一根树枝,捡起來放到篮子里。

祖母从外面回耒篮子都是满满的。有时候她还会从篮子的一只角掏出几只”酸枝梨”,一种只有桂圆大的,酸酸的果子给我们两个孙子吃,那时一分钱买二三个。现在的年轻人对一分钱的概念估计是不会有的,掉在地上的一角钱甚至一元硬币可能都懒得拾起來。

我家住在类似北方四合院的大院子里。中间的天井是石板铺就的,这在农村不多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几年,上面给我们所在的生产队下达了种植油菜的任务,到了油菜收获的季度,生产队就把收割來的油菜连杆带籽码放在四合院天井的石板上。然後,在上面晾晒、脱粒,一部分油菜籽不可避免地滾落到石板缝里。

生产队收回菜籽後,祖母就用”洗帚”------一种用毛竹劈成的洗刷工具------一点一点地把石缝里的菜籽剔出來,聚集在一起,拿到水塘里洗干净,晒干,然後放到锅里加上盐炒熟。

盐炒油菜籽, 现在的人可能听都沒听过。居然吃起來还不错,香!就着稀饭还可口。

有好几年,生产队都在我住的大院子里晾晒、脱粒油菜籽。我家好长时间喝稀饭时的菜就是食盐炒菜籽。

五十年代初,土地入了社,每家只留了很少的一点自留地种点蔬菜。祖母听人说黄豆有营养,特别是长身体的小孩子需要经常吃点黄豆。她就想办法种黄豆。

自留地要种蔬菜,黄豆只好种到原先自己桔园的边边角角。好在农民朴实,同情弱者,祖母种在本來属于自己,现在是生产队土地的黄豆居然沒有人糟塌。

黄豆不容易煮熟,祖母也有办法:她把泡软的黄豆盛进一只泥罐子,放到烧粥後的锅灶里,用余火煨。第二天早上,黄豆居然烂熟了。

就这样,祖母到处种黄豆,让我们得到基本的营养,即使在所谓的”困难时期”,粮食十分紧张,经常吃糠嚥菜,我和弟弟也没有得浮肿病。

祖母乐善好施并不因为家里穷而改变。她善待比自已更穷的人。

从我记事起,喝粥是平常事。一天三餐基本上都喝粥,只有裸麦熟了,中午吃的是娘用石磨磨成的裸麦粉做的糕,俗叫”麦糕” 。

这种糕口感差,不大好吃。现在,裸麦大多用來喂猪。不过,据说吃裸麦粉对治疗糖尿病有好处,因为它缮食纤维含量高,吃下去容易有饱感。

要是碰到有人上门乞讨,如果刚好饭锅里还有粥或者麦糕,祖母就去盛一点粥或者拿一块麦糕给他们。如果沒有了,她就叹口气,把自己正在吃的给他们,从來没有看到祖母厌烦的样子或者让乞讨者失望的事发生。

有一个乞丐甚至好几年都把我家当成了”中转站” :她把乞讨來的年糕放在我家,让我祖母照管,然後分次拿回家去。

这是位老婆婆,大概六十來岁的样子,拄着一根拐棍,穿破破烂烂的棉衣棉裤。祖母让我们喊她”阿婆” 。

祖母告诉我,老婆婆的家在”五里牌”,離我们这里有五六里,老婆婆出來一次都是十天半个月,把讨來的年糕送回去不便。

祖母洗干净一口小缸,放上少量的食盐和明矾,然後加上水,放下老婆婆的年糕。这些年糕都是一片一片的,很少有成段的,而且晚米做的少早米做的多。祖母告诉我:存放年糕要加食盐和明矾,还要经常換水,这样才能放得久,不会发臭。

孤儿寡母又沒文化受人欺负是经常的事。心术不正的人欺侮起他们來,自有一套办法。

有几件事是那样的刻骨铭心。

其一是,经祖母介绍,祖母的弟弟我叫舅公的借给我们一位认识的人二包稻谷。每包一百斤,共二百斤。现在看來,二包稻谷总共不到两百來元钱,并不算什么。但是,那时一间砖木结构的楼房才值二三十包稻谷。

当时讲好一年後本息一起偿还。到期了,祖母陪同舅公向那个人要钱,想不到那个人居然撒赖起來,说没有这回事。

这下祖母傻眼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借时用两担脚箩担去的”祖母一五一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那个人被追问得急了,就说”你说我借了你们二包稻谷,你拿借条來!”

“我们当时讲相信,有什么借条,我和我弟都不识字”

“没借条怎么说我借了你们的稻谷,妈的!”这个人耍流氓骂起來,气得祖母大病了一场。以後这件事不知怎么了结,我不得而知。

还有更令人气愤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黄岩农村开始实行合作化,精明的人一看苗头不对,连忙把手里的耕田、桔园卖掉,即使价格低点也抛,只要能脱手赶快脱手,那怕是”胜利果实”------土改时分來的,还是祖上留传下的。

可憐目不识丁的祖母那里知道政治气候变了,政策变了。这一年,家里柑桔丰收,祖母手里有了几个钱。

和我们桔园连在一起的一位”倉头街人”主动上门找祖母,说家里急着等钱用,愿意把他的几株桔树卖给我们。祖母觉得便宜,就说定买下了。当时,付了一部分钱,剩下的第二年付清。

想不到第二年农业合作化全面展开,鄰近城区的先走一步,当年必须全部合作。 沒付的钱笫二年同样得付, 桔树却入了社。记得仓头街人上门催讨桔树钱的情景:

那天下午,临近晚饭时,我放学回家。看见门内坐着祖母、母親以及仓头街人夫妇,地上丢着一张一元纸币。

祖母对那两个男女说,这一元钱是我大嫂(指我的娘)昨天卖了一顶草帽得的,你先拿去,家里确实没有钱了,孙子买本子的钱都沒有。

估计仓头街人嫌祖母钱少,把一元纸币丢在地上,羞辱她。卖桔树的人只认准钱,祖母中了他们的圈套!

我家的几十株桔子树,村长们早就看上了眼,于是上门动员祖母加入农业合作社。

村长们口吐莲花,说什么”你们家沒有劳动力,入了社左鄰右舍什么叔什么伯帮你们照管,以後桔子成熟了参加分配,大部分还给你们。”开始时,祖母没同意。他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上门动员,你不答应他们就赖着不走。

经不住村长们的三番五次轮番”轰炸”,祖母只好答应入社。

入社的笫一年,村长们还算是遵守诺言,桔树参加了分红但是打了折扣,不是大部分归我们,而是降低了比例,据说是上面的意思。到了笫二年,就彻底取消了桔树分红。就这样,祖母苦心经营,硬是从牙缝里省出钱來买的桔树归了集体所有。

祖母对此心有不甘。不知什么人告诉她,你写个申请到县政府要求退社,就可以拿回桔树。祖母信以为真,化钱请人写了”退社申请书”,大着胆子到县政府递交。

县政府门口有持枪站岗的,祖母向他们打听申请书交给谁,当兵的一听是这么回事,这不是明显的和当前形势唱对台戏吗,何况他们也根本沒有权,理所当然不和祖母讲实话。

沒交上申请书,祖母就一天天象上班似的在县政府大门口等待。一天中午,天下着雨,祖母头顶笠帽,衣服也打湿了从外面回來,她高兴地对我们说,县里收去了申请书,一个领导对她说,”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了答复你”

祖母那里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人家当官的想的是入社的进度,他们巴不得一夜之间全部农户都入了社,这样就可显示出政绩,谁会准你退社!只是考虑到你一个老太婆在衙门前等了那么些日子,动了恻隐之心而已。

我们这里有句俗语:孃(祖母)贪孙。貓贪荤。意思是说祖母爱孙子是天性,像貓贪荤腥一样。祖母爱我们似乎更进一层。

记得那是解放初,我七八岁的样子。那天天气比较热,祖母带我和我的弟弟两个孙子去摘扁豆。扁豆种在離家不远澄江边的桔园上。

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地摘着扁豆时,突然,天空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不一会,头上出现了隆隆的飞机声。(解放初,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经常到浙江沿海骚扰)

“飞机來了,快躲到桔树脚下去!快躲到桔树脚下去!”祖母在招呼。

我们吓得大叫起來,盛扁豆的篮子翻了也顾不得拾起,连忙往祖母那里跑去。

格格格,格格格,枪声大作。透过桔林,我们看见澄江边的码头冒起一阵阵浓烟。

爆炸声,机枪声响成一片。祖母一边招呼我们,一边一扭一扭地往我们这边跑來。到我们身边时,一手一个搂住我们,把我们按倒在地,象老母鸡护小鸡似的护住我俩,用瘦弱的身体为我们挡住外來的伤害。

“不要怕,不要怕”祖母一边安慰我们,一边咀里不断唸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我不算笨,上学後成绩不错。学校发展少先队员首先吸收成绩好的。不久,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

我家的对门是个地主,而且是恶霸地主。一天放学後,我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回家。路过地主门前,他不屑地说了句”嗨,小鬼套上了红便桶圈” ,显然侮辱人。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祖母,她一听就來了气,你欺侮我们还不够,还欺侮我的孙子!祖母嚥不下这口气。她气呼呼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村里的治保主任。主任不含糊跑过來狠狠批了老地主一顿, 老地主只好承认讲错了。

一家人在祖母的操持下好不容易挣扎到了1965年。这时祖母已年近古稀,生活似乎稍为平静。

但是好景不常,这年夏天,在学校唸书的我在”军事野营”途中,由于感冒扁桃体发炎,引起浑身浮肿,头痛、头昏、茶饭不思,医院诊断为”急性肾炎” 。

这可急坏了祖母,她到处求神拜佛,到处想方设法为我筹集治病的钱。但是,因为肾脏炎病程长,见效慢,到头來还是因为缺少正规及时治疗,”急性肾炎”转变为”慢性肾炎” 。

这种病整整折磨了我两年。这两年,耗尽了家中的财力,还欠了生产队一筆帐。两年中,我看过中医、西医,用过土药、土方,有的医生甚至认为我已无药可医。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古老而残酷的治疗方法”瘢痕灸”挽救了我。仅仅灸了3个多月,治好了我的”慢性肾炎” 。屈指算來,我告别疾病已有四十多年。

1966年,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对祖母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她因此而倒下了。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古老的小县城不能幸免。

开始时,大批的工人拿着大铁锤到处破四旧,他们砸掉了我家墙上的”刘海戏金蟾”灰雕,说这是四旧。祖母心痛地拾起掉在地上的碎块,把它放在篮子里,心想以後把它粘回去,但是那里想到祖母永远没有了机会。

工人去了,学生來了!又是一番砸、抢!他们砸掉了我们所住大院子墙头的龙头、龙尾,砸掉了大院子门口的匾额:耕耘自乐天民侣,梅鹤门承处士庐。

“作孽啊,你们不能砸啊!”祖母走上前去要夺他们手中的铁锤。

“老太婆,再阻拦把你抓进去!”一个学生恶狠狠地吼叫着,好多学生跟着叫,祖母只好怯生生地退到一边。

还有一件事深深地刺痛了祖母,给了她致命的一击。

1967年,各种群众组织粉墨登场:造反司令部、造反兵团……到处都是。同时,”房子按人口分配,多余的要充公”传得纷纷扬扬。

一日,祖母怯生生地问我:”听人说房子多余的要没收,有没有这回事?”对此我也讲不清楚,于是去问一位朋友,他在我的心目中”见多识广”。他说,这有可能,革命么,什么可能都会有。我当时也没多想,把朋友的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祖母。

讲了以後,我发现自已讲错了。祖母一辈子的心血置了点财产:祖父在时造了三间小楼房,大概一百多平方的样子,当时为了挣口气,东拼西借凑了点钱,用的材料很马虎,人在楼上走,四周都会摇晃,真担心会倒下來;买了几十株柑桔树。现在,桔树已是公家的了,楼房还是自已的,每月几元钱的租金贴补家用,要是房子也被拿去以後日子怎么过?

沉重的打击把祖母击倒了。我们明显地发现她逐渐消瘦下去。开始,祖母在硬撑着,终于有一天实在撑不住了。她让我和弟弟去借了一辆手拉车,我俩拉着祖母到黄岩医院。医生一看就说,人都瘦成这样子了,你们为什么现在才來?我们无言以对。

“快去拍X光片!”医生吩咐我们。第2天我们把x光片拿给医生看。

看着片子,医生对我们说”右肺肺癌!”他又问了我们家的经济情況说:”按理应该住院,不过住院也只能拖一段时间,没其他办法。”

冷冰冰的一句话,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家四个人祖母是主心骨!除了祖母,家中还有母亲、弟弟和我。当时的我患”慢性肾炎”已近二年,什么活都不能干。家里在生产队的劳动力是四个來底分的母亲和七八个底分的弟弟。两人一年忙到头几十元收入。

医生说这种病没有药可以治。家中已有一个判处”死缓”的人,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真是雪上加霜。祖母知道自已來日无多,静静地躺在床上坐待死神的來临。癌症的後期,人家都说这种痛一般人都很难忍受,只有靠服用止痛片缓解。但是,家里穷得连买止痛片的钱都沒有,不知祖母是怎样坚持的硬是沒有服用一粒止痛片,断食十來天後静静地離开了。

从发现到离世才三四个月,那是1967年的8月9日,天气很热。祖母走了,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出殡前化了5元钱请一位民间画家画了一张素描象,现在就连这张唯一留下祖母慈容的素描象也因破损而不复存在。

祖母走的前几天一个上午,她发现我因为治疗”慢性肾炎”用了”化脓灸”,腹部,背部”灸疮”化了脓,衣服上脓迹斑斑,心痛地说”阿棠,这有多痛啊,不要灸了!不要灸了!”病到这种程度,祖母心里装的还是孙子。

尽管祖母离开我已经四十六年了,但我觉得祖母永远和我在一起。我无数次梦见老人家,有时还梦见她老人家又回家了,还是瘦瘦的穿一件黑衣服,手提一只竹篮,走到我的身旁,微笑地看着我,当我准备和她交谈时,她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我因此而恍然若失,因此而无限惆怅!

愿我最亲爱的祖母在天国安宁!那里沒有欺凌,沒有疾病……

2013-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