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我喊爷

那个我喊作爷的人，与我其实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据说，他四岁的时候，同长他三岁的哥哥一起逃荒要饭，沿着有白菜蔸子的河流逆流而上，最终落脚于一个简陋的山村。同所有的晚上一样，他们无处安身，弟兄二人瞅着一个冒着白烟的粪堆偎了上去。天可怜见，他们免了冻累，还捡了小命。第二天，被好心的地主收留，扛起了长工，姓氏辈份也随了地主，哥哥叫陈安举，弟弟叫陈安义。

后来，一个往后成为我外婆的女人下嫁给哥哥陈安举，弟弟无依无靠，只有借哥嫂的窝棚栖身。我常常好奇于出生之前的岁月，厚着脸皮打探自己的踪迹，陈安义摸着我的脑壳骂：个舅子的娃儿，你那时候还在磨道里转筋呢。外婆有了母亲，母亲嫁了人，才有了我。父母不睦，月子里吵得不可开交，母亲一气之下用包袱片子卷了我回到娘家。外婆硬气，不准喊婆婆尉爷，要我把她喊奶奶，把外公喊爷，外公的弟弟也喊爷。

辈份不乱，怎么喊都行。从出生二十多天开始，我便在奶奶家里扎下了根儿，与陈安义，那个我喊着爷的人纠纠葛葛，生出许多故事来。

小时候，让耳朵起茧子的一句话是：没得点儿。这里的“点儿”专指“粮食”、“饭食”。男人上了坡，女人就要在家里操持填肚子的东西，没得点儿咋搞？或是拎了篮子寻野菜，或是涎了脸皮向邻居借下一碗半升。生于这样的年月，对食物的向往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顿饱饭能说上一年，一顿飘着肉香的干饭会念一辈子。然而，爷关照我吃饱的事儿，却只能记在心里，不可乱说。

爷赤贫出身，又兼忠厚老实，便被委以生产队副队长的重任。这种天底下最小的官儿，除了催工喊人，就是多尽义务多干活儿。生产队的红薯收获以后，要窖在一个山洞里。守护红薯，不亚于守护黄金，经过群众雪亮的眼睛筛选，爷成了看护人。爷应该是高兴的，但忠厚的人，不会喜形于色。晚上，喝过包谷糁子糊涂，爷牵了我的手说：个舅子的娃儿，跟我去睡吧。我退缩着，扯了奶奶的衣襟直往后躲。缺少母乳喂养的人，对乳房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依恋，每天晚上，不揪着奶奶的乳头，我是不能入睡的。爷笑：个舅子的娃儿，给你福不孝福，没出息。

最终，我还是跟着爷去了。洞外寒风刺骨，洞内温暖如春，爷仍然捡了枯枝，擦着火镰烧了一堆火，空旷的山洞立时被火光填满。喜欢穷开心的爷，不忘打个谜让我猜：一颗谷，炸满屋。爷这把戏，我早已司空见惯，懒得跟他磨嘴皮子，只眯了眼，喊瞌睡来了。爷说：猜对了，奖你个稀奇儿。我便猜了，爷旋即起身，扒开身后疏松的土坷拉，刨出几个红艳艳、鲜亮亮的红薯，丢火堆里烧着。

我一直以为，烧红薯是天底下最美味的食物之一。越来越富足的日子里，街头巷尾遇了化工桶烤出来的红薯，便忍不住掏钱买了，却再也吃不出山洞里的味儿。红薯烧熟，爷剥了，把红薯心给我，自己把红薯皮舔一遍，才丢进火堆烧个一干二净。印象里，爷没有像我嘴馋，甚至连一小块红薯都不曾吞下。不知是出于生产队副队长的公责，还是农民怜惜粮食的天责。吃饱肚子的惬意，被熊熊大火无限放大，我的小脸现出灿烂的光亮。爷看着我，眼里饱含着幸福和慈祥：个舅子的娃儿，算是给你过生了。我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以小孩纯真的感情，我仰起头，反问爷：你是啥时候过生？爷的眼里现出迷茫，瞬间又恢复了幸福：我啊，天天都在过生。出生的日期只在一天，怎么可能天天过生呢？爷也觉得不对，便改了口：啥时候过年，我就啥时候过生。后来，我才晓得，要饭的时候，爷还不记事儿，他和哥哥的生日都不曾记下。他们一辈子都没过一回生日。

农民做活，不像单位上班，踩着点儿到，没到点儿就走，像有人胁迫着，极不情愿地混时间。爷总是找着活儿做，割了小麦耙地，犁了水田栽秧，农闲时节又捡起斧子刨子锯子做些木工活儿，便是石头也会热出汗来的暑季，也仅是靠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算是歇晌。老家椅子，矮凳斜背，爷仰了身，头抵在墙上，就扯起了鼾。我搬个椅子，拢在他旁边，揉捻他乳头上长出来的汗毛。单独的一根，硬实，挺长，居然拔不出来，爷睡得沉，任我怎么撕拽，都没有反应。我便寻了莠子，去探他鼻孔里的鼻毛，爷终于忍不住痒痒，醒了，骂一句：个舅子的娃儿。接着再眯一会儿。我知道，他不会恼。

晚年的爷，也有朴素的留名想法，常在屋前屋后栽树。我看他老态龙钟、不堪重负的样儿，跑去帮忙，顺便劝他：爷，做不动就歇着，我们又不少这一棵树用。爷慢慢直起腰来，喘口气儿，说：树长大了，你们也好想起我来。留个念想嘛。歇一歇，往手心里吐口唾沫，攒些劲儿，又扬起镢头挖下去。

爷走有些年头了，说来惭愧，我竟忘了他的忌日，甚至哪一年去的，也得好半天推算，只在睡梦中现出他的影像，不高、敦实、讷言、憨厚。

那个人，我喊爷。